试析伊拉克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

伊拉克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民族构建问题,即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冲突以及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伊斯兰教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与现代化价值观念的冲突;石油对伊拉克社会的影响;战争对伊拉克现代化的破坏作用;伊拉克政局的不稳定性。     

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演进与影响

近年来,伊斯兰两大教派的矛盾冲突成为中东最引人关注的宗教政治现象之一。作为重要的裂化因素,它不仅严重影响着相关国家的稳定,也不断冲击着整个地区的局势。教派矛盾是历史的产物,它发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归真之后,此后持续存在,不断发展,20世纪中期之后呈明显激化之势,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及2010年年底之后的"阿拉伯之春"是四大刺激性事件。当前的教派矛盾,已是中东穆斯林难以治愈的痼疾。就整个中东而言,教派冲突很大程度上是以教派为掩盖的伊朗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和民族之争。     

内贾德化崛起

正当美国在中东地区深陷泥潭之际，伊朗总统艾哈迈地。内贾德突然语出惊人，宣称“世界正在快速地内贾德化”，伊朗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样本，为了解决伊拉克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和教派冲突，建议在德黑兰召开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三国紧急峰会。一直将伊拉克视为手中之物的美国能允许伊朗、叙利亚插手吗？这两个美国眼中的“邪恶国家”能否成为伊战灾难的救命稻草呢？     

“新战略”与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

“新战略”的出台并不是偶然的因素,而是美国国内“退出伊拉克战略”之争、伊拉克教派结构恶化的情势、伊朗核问题恶性发展等多维力量在伊拉克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新战略”历史性地继承了布什主义的战略认知和基本理念,其基本要旨在于将伊拉克纳入美国中东战略轴心的地缘政治范畴。由于“新战略”实施的政治文化缺失,美军陷入“驻留”、“退出”和“增兵”伊拉克的多重困境。“新战略”言词空洞,缺乏硬性操作指标,是布什在国内关于撤军问题争论日趋激烈、伊拉克教派仇杀日益严重之时做出的“减压”之举。其成功前景黯淡,并成为布什政府遥遥无期的迷梦。     

伊拉克战争对伊拉克未来走向的影响

回顾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战争动机并未完全取得其预期效果,尤其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愈演愈烈。美国在伊拉克所推进的民主化进程也充满利弊,伊拉克在"阿拉伯之春"中显得较为特殊,事实上开始了教派主义主导下的民主化进程。美军撤军后,各种矛盾逐渐凸现:一方面,伊拉克内部教派分歧愈演愈烈,经济和社会问题突显;另一方面,叙利亚问题的僵持、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频频活动、地区大国间的角力等,使得伊政府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分析"阿拉伯之春"时代伊拉克内部形势及其对中东地区稳定与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将更有助于认清伊拉克的未来走向。     

回顾与前瞻:1947年以来的印度伊朗关系

印度与伊朗自1950年3月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由于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教派冲突、结盟与不结盟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使得印度伊朗关系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面向21世纪,印度与伊朗于2001年确定建立友好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固然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但是,巴基斯坦阴影依然难以驱散,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伊斯兰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伊朗外交,印度国内的教派冲突也将长期存在,因此,印伊"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黎巴嫩教派结构及其内战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一个十分独特的西方式阿拉伯国家。基督教马龙派、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派别。各派根据“民族宪章”按人口比例分配国家权力。由此形成教派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这种教派结构成为滋生教派冲突的土壤。     

黎巴嫩战乱析因

黎巴嫩战乱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导致战乱的原因并没有得到消除,黎巴嫩今后政局的发展取决于这些原因的变化,因而分析黎巴嫩战乱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一、内部因素——教派之间以及教派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的矛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广东特色浅议

伊斯兰教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而不是经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的;广东的伊斯兰教与当时当地政府和谐相处,没有发生大的矛盾和冲突;广东的伊斯兰教与其他四大宗教也是和谐相处,没有发生过宗教矛盾和纠纷,伊斯兰教内部也没有教派纠纷,更没有教派对立;广东的伊斯兰教在经学思想建设上有自己的特色;广东的伊斯兰教在解经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有自己的特色;广东的清真美食也有自己的特色。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演变及其对伊准联邦国家构建的影响

库尔德问题是中东地区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问题。伊拉克库族经历族群民族主义孕育和长期发展,率先实现了自治目标。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央政权约束力下降,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开始向民族主义转型。中东剧变后,随着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库族面临独立建国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在美军占领当局主导下,伊拉克在分权制原则基础上建立联邦政府。但联邦制的架构存在结构性问题,伊拉克实际上仅建立了准联邦国家。库族独立运动对伊拉克联邦的存在构成严重威胁。但由于库尔德独立的内外条件尚不成熟,这使它留在联邦与什叶派一起主导伊拉克政治发展,联邦内暂时以教派分权的固定框架维系脆弱的平衡。     

Patterns in Femal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Tajik Armed Confli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link between the 1992–1998 armed conflict in Tajikistan and women’s entry into first marriage using data from the 2003 Tajik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The estimation method is a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specified as the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framework.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omen who reached marriage age during or soon after the conflict (‘war cohort’) and lived in districts more exposed to conflict, were less likely to enter marriage at any given time compared to women from the ‘war cohort’ who lived in less-affected areas and women who reached the peak of prime marriage age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The analysis of sub-samples of women by their migration status indicates that migration during the war is one of the mechanisms explaining this delay in entering marriages.     

论国际人道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

国际人道法是保护战争受害者和适用战争与武装冲突的法律规范。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对抗属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台湾军队对大陆的"报复"目标违背国际人道法的哲理、原则和法律规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冷战后大国中东石油之争与中国石油安全

冷战后,一些大国不顾美国霸权的威慑,竞相加入到争夺中东石油的行列。美国为了阻止其他大国获得中东石油支配权和萨达姆政权以“石油牌”抵抗制裁,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尽管美国与其盟国在中东石油利益上存在着竞争甚至冲突,但是有着共同的一致性利益。考察冷战后美国与世界其他大国中东石油之争及其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实施石油安全国际化战略具有启发意义。     

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冲突管理中的角色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非政府组织全面介入非洲大陆的冲突管理,广泛涉及早期预警、冲突调解、人道主义援助、冲突后的重建、人权保护与良政等领域。非盟和联合国日益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管理中"自下而上"的建设性作用。非洲冲突管理能力和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建立一个跨国框架来增进非盟、联合国相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从而使非洲安全机制得以建立起纵深的防御体系。中国也应积极关注非洲冲突管理中的非政府组织。     

干涉战争电影及其意识形态

干涉战争是冷战结束之后的新事物,它以人道主义和反恐为名,实施对他国的武装干预。干涉战争电影是对这一战争的反映,不同于一般战争电影之处在于,这些电影所表现的战争往往不具有宏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和大获全胜的结局,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伴随着不幸和无奈,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出人性的扭曲、堕落等等。在意识形态上,这些电影尽管不再延续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对峙的逻辑,但是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却强烈地呈现其中。     

环境冲突视野下的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冲突,更是一种环境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交战双方的环境缺陷,贸易封锁、战争掠夺、侵耕、扰耕则是这种环境冲突的具体体现。环境冲突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只有建立有效的利益调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冲突。     

Monitoring Trends in Global Combat: A New Dataset of Battle Deaths

Both academic publications and public media often make inappropriate use of incommensurate conflict statistics, creating misleading impressions about patterns in global warfare.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batant deaths, battle deaths, and war deaths. A new dataset of battle deaths in armed conflict is presented for the period 1946–2002. Global battle deaths have been decreasing over most of this period, mainly due to a decline in interstate and internationalised civil armed conflict. It is far more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assess the number of war deaths in conflicts both past and present. But there are compelling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increased attention to non-battle causes of mortality, especially displacement and disease in conflict studies. Therefore, it is demographers, public health specialists, and epidemiologists who can best describe the true human cost of many recent armed conflicts and assess the actions necessary to reduce that toll.     

1938年日苏张鼓峰事件新论

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日苏两国军队围绕"满苏边境"军事要点的控制和边界走向归属问题在吉林珲春界山张鼓峰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由于长期受到苏联史学观念的影响,以往我国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大多是在预设框架和结论的基础上,以肯定苏军、批判日军为重心的战事史实介绍为主,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性研究。笔者以为,这场由日苏两国地方军队贸然发动,以争夺图们江地区战略制高点为目标,以打击对方局域军事攻击能力为核心的局部有限战争,在整体性质上体现出的是民族扩张主义、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尼克松政府对中苏冲突的评估、分析与决策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冲突彻底公开化。对此,尼克松政府进行了周密的调研和分析,认为苏联更有可能是中苏战争的挑起者。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政府预估了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规模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在。围绕如何应对中苏冲突,尼克松政府内部存在着"亲苏派"、"中立派"和"亲中派"的分歧。经过深入的讨论,尼克松政府决定执行"维持当前政策但更多地偏向中国"的策略。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略论阿富汗战争的性质及其影响

美国发动的以 9·11事件为直接导因的阿富汗战争 ,既是一场反恐怖战争 ,也是一场由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长期互存偏见而引发的一定范围的文明冲突 ;恐怖与反恐怖只是其表现形式。美俄等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积极合作实际是出于反恐怖的共同需要所促生的策略之举 ,它并未使相互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全面化解 ,所谓“后冷战”结束的说法尚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阿富汗战争中有限的国际合作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多年来所奉行的单边主义 ,但它将使美国今后在单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选择问题上更为实用和灵活 ,分别或合并使用二者。阿富汗战争也将使反恐怖及其国际意义成为美国今后推行新干涉主义的新的“正当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