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的修辞理论与转换生成语法学

王希杰的修辞理论与转换生成语法学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所以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又各有其特点。1．理性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学是排斥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王希杰的修辞理论是结合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2．演绎的方法。转换生成语法学强调演绎法，轻视甚至忽视归纳法；王希杰的修辞理论在强调演绎法的同时，也不排斥归纳法，它不仅确定了演泽法的适用范围，还由演绎法入手建立了起语言预测学和修辞预测学。3．强调解释力。转换生成语法学主要运用潜显解释；王希杰的修辞理论还运用宏观解释和尺度解释。4．注重共性。王希杰修辞理论的形成，是受到转换生成语法学影响和启发的，同时也是王希杰先生不断观察语言现象，不断开发语言资源的结果。     

王希杰:新世纪新探索

20世纪的王希杰,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21世纪,他仍然壮心不已,对语言学的诸多领域如方法和方法论、修辞原则和语境、修辞方法等等不断反思、深入探索,又有了许多新的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王希杰的学术成就评介

“在中国语言学界中，老中青三个阶层，知道王希杰的是很不少的。”①胡裕村先生如是说。王希杰先生1940年10月生于江苏淮安，196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留在著名语言学家万光寺先生为主任的语法理论研究室做实习研究员，成为方先生的关门弟子。早在1960年，还是二年级大学生的王先生就在《中国语文》上先后发表了《列举和行承》与《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两篇文章，引起语言学界的注意，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在修辞、语法、语义、文章、语言理论等领域锐意进取，辛勤笔耕，写下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论…     

《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读后

对王希杰的学术思想及对《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一书进行了简释。     

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王希杰先生在他的修辞学著作中多次论述"同义手段"或"同义选择"。这个观念在修辞学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王希杰先生认为:"修辞活动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活动。修辞,是同义手段的选择规律规则的总和。修辞学就是一门选择同义手段的学问"。如果王希杰先生的这一修辞学新体系得以建立并且加以推广,那应该是语言学的重大收获。     

王希杰对索绪尔学说的发展

从王希杰的“三一”理论中，处处均可窥见索绪尔学说对他的深远影响，但又不全是索绪尔《教程》的文本思想，而是对索绪尔学说的语言和言语、联想关系、句断关系及言语活动的开拓与发展。     

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王希杰修辞学研究和修辞学观点的嬗变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精神,浸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它揭示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精神内涵之间的关系。王希杰修辞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表现在对传统的“修辞立其诚”原则的重塑和“得体性”原则所表现的人文色彩。     

汉语语法学的重建:论王希杰的语法观

要建立比较科学的汉语语法学理论体系 ,就应在正确的语言观的指导下重新认识语法学的研究对象。王希杰先生把“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贯穿到了语言研究的各个层次 ,并且拓展了语言研究中的“潜”层面 ,从而提出了“大语法学”的全新理论构架。王希杰先生还从语法非系统性的角度把语法理论体系的建构提升到了理性高度 ,在此基础上辩证地建立了科学的动静观。同时 ,王希杰先生还以科学的统一性原则、简单性原则统摄语法学理论体系 ,这些都为21世纪汉语语法的研究和发展、为科学的汉语语法学的建构开辟一条宏富之路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述评

1932年,陈望道先生出版了他的《修辞学发凡》,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从那时起,历经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修辞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缺少一个科学简明的、富有涵盖力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80年代初期,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出版．该书由修辞理论、修辞手法、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三部分组成．在修辞理论中提出了自我、前提、视点诸问题,角度新颖,剖析深刻;修辞手法则从均衡、变化、侧重、联系四种美质的角度论述各种修辞格,使人耳目一新．90年代初期,王希杰先生又出版了…     

王希杰的语义分析观

“意义”是语义学的研究核心，王希杰先生采用提纲挈领、层层分化、步步深入、寻根问底的方法，将“意义”分为语言义和言语义、狭义和广义、物理世界的意义、文化世界的意义、心理世界的意义和语言世界的意义。对“意义”进行如此细致的分类研究，不仅是对修辞学的贡献，同时也是对语义学的开拓与发展。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略论王恩洋孟子学的佛理阐释

儒学史上,以佛摄儒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两宋开始兴盛。民国年间,王恩洋继承以佛摄儒传统,运用佛学原理解释孔孟等儒家经典。王氏对孟子的阐释,运用百姓化的佛教术语,重新解读了孟子一文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其借用佛学种性说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解释尤其令人瞩目。王氏解释成功的原因,缘于其于＂五四＂反传统的语境中成功使用了大众话语,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合乎百姓口味的解读。     

论“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兼评王希杰的修辞观

“三一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学体系,包含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的本质认识,关于语言的功能价值认识,关于修辞理念的认识。“三一语言学”四个世界理论中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关系,言语修辞的社会和道德教化功能,以及所包含的“修辞以立其诚”的精神,等等,都丰富发展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影响探析

盛唐大诗人王维的诗歌受佛教思想影响极为明显,佛教思想中的世界观、心性论及禅定思想从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王维的诗歌。佛教世界观对王维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对世界构成的基本认识形成了王维诗歌中灵动跳跃的诗意;其二,色空思想影响了王维对生命、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因而这些内容在王维笔下往往采用艺术化的方式来表现。佛教心性论中＂境随心转＂的思想对王维笔下自然景物的描绘产生了极大影响。佛教禅定思想对王维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作品中体物敏锐入微,识理透彻无碍这一点上。     

读宋诗札记

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诗＂交交园屋深＂句之＂交交＂非状鸟声,而是枝叶交接覆盖之意;又其《思王逢原三首》（其三）＂鹰隼奋飞凰羽短＂句之＂鹰隼＂非喻奸邪小人,而是用来赞美好友王令才智之卓异;王安国《游庐山宿栖贤寺》诗＂披裘起坐兴绸缪＂句之＂绸缪＂非谓关紧门窗,乃形容情殷意长。     

从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论王士祯的诗评意义

月泉吟社是规模最大,诗作最丰富的南宋遗民诗社,对月泉吟社竞赛诗作进行重新排名,是王士祯最重要的评诗活动。由于王士祯本人并未明说缘由,重新排名之举引起后人诸多的猜测。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原因既有家世的影响,也受＂神韵说＂诗学观的影响,还缘于王士祯本人对月泉吟社＂去时文气习＂革新理念的认可。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体现了王士祯强烈的领袖意识和革新思想,也暗合了他选诗实践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对逝去的追忆——汪曾祺的“最后一个”模式

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写作题材和写作对象三个角度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了研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汪曾祺作品中的“最后一个”模式;《戴车匠》《鸡鸭名家》等通过对劳动者高超娴熟的传统手工艺的描写,抒发了汪曾祺对传统手工艺消失的惋惜;《羊舍一夕》等折射出人性的美,反映了汪曾祺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陈小手》等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封建旧势力与当时丑陋的社会现实。“最后一个”模式概括性地反映了汪曾祺文化小说中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