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子禅悦诗浅析

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子的３１０多首诗,按内容可分为自叙诗、风俗诗、隐逸诗、道教诗、佛禅诗五类。其中佛禅诗１５０余首。佛禅诗又可分为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禅悦诗细分又可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和禅趣诗五种。禅语禅典诗直接以禅家语录、禅宗公案入诗;禅理诗和禅悟诗则表现诗人对心为宗本、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理解和体悟;禅境诗和禅趣诗是以诗寓禅,或以禅入诗,以诗境表禅境,以诗心会禅心,在山林景色的描绘中蕴含禅机禅趣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人品、文品与养气

(一) 清代薛雪在《一飘诗话》中说:“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苦瘠,奉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勑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这段话虽不十分确切,但它揭示了我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特征——重视文与人的关系,结合人品来考察研究文品。     

论王安石的晚年禅诗

王安石晚年二次罢相、退隐钟山后,创作了大量禅诗。这些禅诗主要表现在以禅典入诗、以禅理入诗和以禅趣入诗三个方面。其中禅趣诗最能代表王安石禅诗的成就,具有取境小巧、造语精工,善用譬喻、问句及诗风清雅、诗味含蓄等独特艺术特色。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论王维的禅悟与诗悟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禅意,是一种智慧的体现。佛教对王维的影响是思想方法的影响,是看待宇宙、人生的眼光。在王维优秀的禅意诗中,禅意是这种智慧的体现,而不是在佛理中去寻章摘句,或在诗行间去阐发佛道。王维诗的妙悟,亦即诗的审美观照过程,借用禅悟的方法,最终得到的仍然是诗,是诗的妙悟之境,是诗美的实现,而不是以诗为载体,谈玄说道,阐发禅理。     

唐代科举诗论略

唐代的知识分子与科举结缘以觅取社会声誉和政治出路。唐代出现大量与科举直接有关的诗歌,如赴举自述诗、登科抒怀诗、下第志感诗、送人赴举诗、贺人及第诗、慰人落第诗等,本文将其概言为科举诗,并透过科举诗分析当时的社会习俗、文化心态以及唐诗的一些构思规律和审美特点。     

论杜甫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杜甫客居巴蜀近10年时间。杜甫巴蜀诗可粗分为纪行诗、成都诗、梓阆诗、云夔诗四期,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特点多样,各期诗歌皆有变化发展脉络可寻。杜甫巴蜀诗量大质优,是其诗歌主要成就之一,它对唐宋诗变和走向影响深远。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礼记·乐记》的用《诗》与用诗

《乐记》的引诗存在着用《诗》和用诗两种情形,前者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后者与诗的音乐功能密切相关。两种情形各有其特点。人类的类比思维方式,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周人的礼乐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对诗的广泛需求,是形成《乐记》用《诗》与用诗的文化根源。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孔子诗学研究的系统化工程——评蔡先金教授《孔子诗学研究》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诗学的国度。早在春秋末期以上,做诗、教诗、学诗、用诗便在我国蔚成风气。孔子生当春秋末期,既是既往诗学的集大成者,又为后世中国儒家诗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学《诗》、用《诗》、教《诗》、研究《诗》、整理《诗》的过程中,必然有所主张,而且应该自成系统。全面揭示孔子诗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了解孔子,了解中国传统儒学,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谈谈诗的意境

诗的意境是诗的生命。凡是好诗,无不具有优美的意境。没有意境的诗,不能算诗,至少不能算好诗。好诗必须有优美深远的意境。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杜甫的《春夜喜雨》,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等名篇,为什么能千古传诵,脍炙人口呢?原因就在于这些诗篇除了有积极的     

论威廉斯和肯明斯的具象诗

诗的排列形式是诗最重要的形式特质之一,具象诗是重视诗的视觉效果的诗体,能够采用非语言形式起到表情达意的特殊功能,受到二十世纪现代诗人的高度重视。威廉斯和肯明斯是英语具象诗不同时期的代表诗,威廉斯只是对传统诗形作了不违背诗歌规则和语言规则的改良,肯明斯颠覆了已有诗歌秩序和语法规则,将具象诗创作推向了极端。     

孟浩然佚诗新辑

明代各种版本的孟浩然诗集,收诗都在二百六十首以上。《全唐诗》最多,收诗二百六十七首,断句二联。(所辑佚诗虽有个别赝诗,但绝大多数都是孟浩然的作品。)但孟浩然佚诗并未辑完,现代从敦煌石室抄本中所辑佚诗可以证明。因此,孟浩然诗仍有一个继续辑侠的问题。笔者今尚辑得孟浩然佚诗二首,佚句一联。     

佛教山居诗探源

文人山居诗的兴盛早于佛教山居诗,但却与佛教山居诗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文人山居诗产生于盛唐山林别业兴起之时,艺术上仍属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写作路径;佛教山居诗则开始于禅宗的发源地,依赖的是佛教自古以来的山居传统。文人山居诗的形式以及文人对终南山僧的关注启发并影响了佛教山居诗的写作。佛教山居诗的大量出现,是佛教大德意图复兴传统、革除弊端、护持佛法、寻找出路的表现。     

宋代哲理诗小议

哲理诗是哲理性的诗,是以哲人之睛,作家之心,从司空见惯的一些事物和现象中,摄取闪光的宝石。它用哲理的火花,机智的语言,启迪读者联想、思考。诗最根本的特点是抒情性,“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真情是诗的生命,诗的核心。而哲理诗除了一般诗歌的特征外,有其独特之处。哲理诗要把抽象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