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是海内外较早正式以"江南文化研究"命名的学术性机构,并于2006年3月经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将文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引入江南地域文化研究,设有江南文学与艺术、江南学术与文献、江南城市与社会三个重点研究方向。研究方向:(1)江南文学与艺术。本研究方向以两浙为重点,旨在从特定的地域文艺入手,探讨文艺的现代化与继承人文传统的关系,揭示特定地域文艺生成的多层次原因,特别是两浙人文传统孕育的历史经验;将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引入江南地域文艺研究,深     

伍尔夫的叙述艺术与女性主义

伍尔夫是一位现代小说艺术的自觉实验者,女性化书写是其艺术实验的一个自觉追求。她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传统小说的艺术规范进行了大胆的突破,通过内隐叙述者、女性的意识化展示和话语的诗化等策略,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一名女权主义作家对性别书写问题的独立思考。而与此同时,其独具特色的现代叙述艺术也使她的创作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女性书写的一个成功例证。     

程千帆《文论十笺》的体系意识

自成体系的选文式文论杰构《文论十笺》,创建了一种运用现代意识来整合传统文论资源,进而打造立足民族文化本位的文论体系.它标领了现代语境中古代文论书写的新模式,《文论十笺》的体系话语对检讨当下文论研究的困境,促进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萧红创作中的性别、乡土与民族观念解析

萧红所揭示的老东北黑土地的愚夫愚妇们异性隔膜、同性相惜的性别关系,远远超出了启蒙作家批判前现代的思考范畴,是真正立足于民间现实立场的一种睿智洞察和逼视;但她的性别主题始终是伴随着民族话语的一种隐形书写,无法独立地支撑起文本的意义空间,这是现代化国家思想启蒙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被性别化的乡土空间呈现出"卑琐"与"原初生命力"相抵抗的分裂状态,折射了作家处于理性启蒙者与具有原始思维特征的儿童双重身份之间的精神游移与徘徊,这暗含了作家对自己羁旅生涯的自我救赎的精神祈愿。     

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话语纷争——1930年前后的文坛论争之考察

1930年前后的中国文坛异常复杂,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海派作家和“开明派”作家一致反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不约而同地结成了文化统一战线.但是,他们的思想碰撞和话语交锋也十分激烈.实际上,作家群体之间的话语冲突基于作家文化立场的歧异,各类作家的话语纷争可以视为文化权力场中的作家话语建构所造成的占位效应.在对集体“象征资本”的角逐过程中,左翼作家最终获得了时代感召力.     

《白鹿原》与现代家族文学比较

<白鹿原>、<家>等现代家族文学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观照现代家族文化,都塑造了大家族的维护者、叛逆者、牺牲者、败家子等形象,但主旨截然不同.现代作家对宗法社会进行了无情抨击,全盘否定家族文化,刻画了封建大家族崩溃过程中痛苦挣扎的灵魂.<白鹿原>是"五四"后家族小说一次高层次的复归与超越,它还原了20世纪国民的生存状态,第一次正面描写家族文化,塑造了儒家文化浸染的具有人格魅力的族长白嘉轩.作家在展示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同时,也揭示了它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     

中晚明城市变革与诗文新变——以江南“皇甫四杰”为中心

中晚明江南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城市化因素和区域文化双重作用改变着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左右着文学生产与消费走向。以"皇甫四杰"为例,他们用诗文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特别是社会心态、现实矛盾与精神问题;城市化因素也给他们的文学活动、精神面貌、审美意识及诗文的主题题材、语言风格、体裁样式等方面带来新质。     

“新新人类”文学的精神走向——“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化分析

本文研究“新新人类”即“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学精神走向。认为“七十年代书写”中包含着多重含义 :其一 ,它是指一批出生在 70年代的作家以带有新的审美倾向的新文本形式冲击了持续十余年的先锋派叙事话语 ;其二 ,是指非文学写作中出现的文本样式对现有文化秩序构成挑战和不折不扣的轻蔑 ;其三 ,无纸写作的渠道因其前所未有的通畅而容纳了不计其数的青年在业余时间里的思考和随心所欲式的“发表” ,对文化格局的分配与重组起着潜在的影响作用。检视这些文字 ,可以看出“七十年代书写”在“历史叙事”、“自我塑形”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症候和精神空白 ,研究并探索其未定性和开放性所具有的“以终为始”的继续书写的问题视域 ,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经典诠释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省察

文章旨在对经典诠释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作一深入反思,其主要省思对象为当代新儒学及与之相关的中国经典诠释与哲学系统研究.文章首先指出,"古典话语"、"现代生活话语"、"现代学术话语"之间应有一恰当的融通与转化,并因而检讨了格义与逆格义等问题;其次就"话语诠释权"和"文化主体性"等相关问题进行检讨,厘清"权力"与"知识"的复杂关系;进而着手一种"文化型态学"的工作:依"天人"、"物我"、"人己"诸向度对比了"存有的连续观"与"存有的断裂观",并进一步对比"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及"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指出当前中国哲学诠释所涉及的问题及其解消之道.正因有"文化形态学"上的宏观对比,我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上才能对古典的话语进行恰当的诠释,进而从事融通、转化和创造的工作.惟其如此,中国哲学研究才能不仅仅止于"史"的研究,还可以是"论"的创建.当然,从"道、意、象、构、言"这五个诠释层级看,中国哲学有着诠释学上的循环,也正是因此循环而有新的转化与创造的可能性.     

电视话语与阶级斗争: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的文本主题

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认为,由于编码和解码的非对称性,电视话语并不包含生产者所嵌入的内在固有意义,它系统性地扭曲现实,而并非透明地反映现实;电视话语的编码把宰制性意识形态自然化、合法化,但主导意义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无挑战的,基于电视话语的语言学特性解码必然"失真"和"扭曲";文化与意识形态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从属阶级的,它是一个不断斗争和协商的据点,电视话语就是这种斗争的领地之一。霍尔《编码/解码》的文本思想对传媒研究和当代文化研究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