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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今读中华书局点校本两《唐书·李密传》,心有所疑,兹录于下:1.《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李密)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第2211页)按:“杨得方”当作“杨德方”。《李密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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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翟让大业六年(610)聚义,瓦岗军在翟让统率下抗御“围剿”,势力逐步扩大,到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称魏公、建立洛口政权,约历六年,瓦岗军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一支颇有影响的农民革命武装。根据《隋书》、两《唐书》、《通鉴》卷183和《李(?)墓志》、《吴广墓碑》、《牛秀墓碑》的记载,瓦岗本部除总头领翟让外,还有大头领徐世(?)、单雄信,军师贾雄,书记邴元真,知名小头领王儒信、吴黑闼、牛进达、翟弘(《隋书》、两《唐书·李密传》作“翟宽”,《河洛记》作“翟洪”)、翟摩侯。其中,贾雄、王儒信籍贯不明,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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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安阳市)人,唐初著名史学家,历官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符玺郎兼修国史等。李延寿有良才,善著述,他不仅参加了贞观年间官修的《晋书》、《隋书》和《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而且还自撰了《太宗政典》、《南史》、《北史》等。《太宗政典》受高宗嘉奖,“咨美直笔,赐其家帛五十缎。”《南史》和《北史》更是李延寿的代表作,是他凝16年心血写成的巨著,经政府获准传世,定为正史。后世编入二十四史。李延寿和他的南、北史颇受后世史学家推重。《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赞他“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司马光更称《南史》、《北史》为“近世之佳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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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南诗稿校注》商榷唐鸿儒钱仲联教授所著《剑南诗稿校注》,存在若干错误与疏漏,本人曾撰勘误补正之文两篇(先后刊于《晋阳学刊》总第61、66期),言犹未尽,此再续之,以与钱先生商榷,并就正于专家学者。(1)第99页[桑]原注“”应作“蠡”,《佩文韵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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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写本中,伯三六四五、斯一一五六两个写本同是《季布诗咏》,全篇都是七言韵文叙事诗体。斯一一五六还有尾题: 季布一卷天福四年四日记据此可知,它仅是“一卷”只有五十二句短小的“押座文”或“缘起”之类专供艺人说唱的民间词文。天福四年系公元939年,这两个写本抄于五代时期。对于这一篇《季布诗咏》的内容,学术界是有疑问的,当年王重民先生校录此文于《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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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新1版第732页)说:程康庄,卒于康熙十八年,年67,事具《清史列传·文苑传》、毕振姬《耀州知州程公基志》。撰有《日课堂集》,不传。程康庄的卒年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而非康熙十八年。程之卒年,《清史列传·文苑传》未载。《程公墓志》见毕振姬《西北之文》卷九,云:程康庄“卒康熙十四年某月十六日酉时,生万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戌时,得年六十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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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镇江志》嘉定镇江志,是现存镇江府志中最早的一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据阮元家藏写本校正重刊。此写本“乃乾隆六十年宣城张木青所赠之书,嘉庆间进呈内府,又录两付本”(阮元:《重刊嘉定和至顺镇江志序》)。嘉定镇江志写本未著撰人姓名,因《文献通考》中著录此书称宪或卢宪,知是卢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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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三《薛元超传》:“永徽五年,丁母忧解。明年,起授黄门侍郎……三年,(元超)拜东台侍郎。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州,旧制流人禁乘马,无超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其年冬卒,年六十二。”(2590页)按:“三年”之前记“水微五年”、“明年”事,水徽六年已尽,此“三年”当冠年号。据新旧《唐书·高宗本纪》、《资治通鉴·唐纪十七》所载,李义府流州,事在龙朔三年;且“东台侍郎”之称,亦为龙朔二年所改之官名,是其上脱“龙朔”二字甚明。又《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云:“(光宅元年)十二月,前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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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瑞兆教授在《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列本科进士7人:胡砺、李天吉、边元勋、苏仲文、高昌福、雷嗣卿、乐著。除李天吉、边元勋、苏仲文、高昌福无更多的史料外,胡砺、雷嗣卿、乐著尚有史料可增,需补充的有边伯勋、韩锡:(一)本科状元胡砺。字元化,本是被掳者,因用燕京人韩昉的乡贯,被误取为状元(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七,第4页,“影扫叶山房”本)。《金史》卷一二五有传,说他是磁州武安丛井村人,天会“十年,举进士第一”。《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第13页)称他是山东密州人,少被虏,韩昉放从良,状元及第。盖本住山东密州。被掳放良后居住在磁州武安。据《金史·胡砺传》:他登第后,授右拾遗,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同修国史、翰林学士、刑部尚书,年55以疾卒。葬于武安县西义井里(《嘉靖河南通志》卷一九《陵墓》)。尝于贞元三年撰《谥议》(张玮:《大金集礼》卷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第35册,第303页下),又撰《鼓山常乐寺佛殿记》,碑在武安县,立于正隆四年(1159)四月(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七,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五,第103-104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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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杰出史学家之一刘知几(后避玄宗隆基偏讳,改以字行,名子玄),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丛亭里人。诞生于公元661年(高宗龙朔元年),逝世于公元721年(玄宗开元九年),到今年,正是他一生一死的1300和1240周年纪念。从他二十岁入仕、授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主簿起,至六十一岁贬死在安州(今湖北安陆县)别驾任所止,经历了高宗、中宗、睿宗、武后、玄宗五朝,其中足有二十年时光是在史馆“掌知国史”(《旧唐书》本传。按公元702年——武后长安二年,知几始“为著作郎,兼修国史。”时年四十二。《新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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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日本传》:“日本国开元初遣使来朝,……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又,《新唐书·日本传》:“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天宝十二载朝衡复入朝。”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位名人,两唐书所载不过如此,且于史实多有失误。王琦注《李太白集》,于《哭晁卿衡》注云:“新旧唐书俱不言衡终于何年。据太白是诗,则衡返棹日本而死矣。岂上元以后事耶?抑得之传闻之误耶?”看来王琦对仲麻吕亦不甚了了。《旧唐书·日本传》称阿倍仲麻吕之名为仲满,检日本史有关资料,知仲麻吕初未尝名仲满。“满”可能是日文假名合读的汉字谐音(麻吕,日文读作)。据日本平凡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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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近年出版的《中国通史讲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册131页,引用了《汉书·景帝纪》关于景帝四年的一条史料:“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作者在“传”之后,加了注音注义:“传(zhuàn撰,公车)。翻阅母本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一册第106页注语云“传,是一种通过关津的信物,象通行证一样。”那么两条不同的注文,究竟哪条准确呢?我认为后者正确,前者有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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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之学 ,自成一家。年谱不仅可以补充史传有关记载、纠正碑状的失误 ,更有着国史、家传所不可替代的价值。诚如孙诒让所言 :“盖名贤魁士 ,一生从事于学问 ,论撰之间 ,其道德文章既与年俱进 ,而生平遭际之隆污夷险 ,又各随所遇而不同 ,非有谱以精考其年 ,无有得其详实。……为论世知人之渊薮。不信然与 ?”(孙诒让 :《籀述林》卷五《冒巢民先生年谱序》 ,1916年家刻本 )通过年谱可以看出谱主遭际之坎坷与其学问、功业成就之艰难曲折 ,足为善鉴。不止于此 ,“年谱者 ,心史也 ,非为一人谱叙行事之家传也 ,而实为一代学术文化系年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