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中的技术风险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表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人类面临巨大的风险,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为了有效地防治技术风险,我们必须树立技术风险意识、强化技术主体的伦理责任、建立有效的技术风险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技术的运用、加强技术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使技术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     

论元宇宙的伦理风险

元宇宙是数字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由多种技术融合而成的“技术集”,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智能化虚拟世界,具有智能运行逻辑、精神满足功能、无碍穿梭技术和数字永生主体等显著特点。元宇宙的出现解构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使空间无限大、时间可重启、数字主体可变化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也带来了伦理风险：在个体层面,元宇宙主要带来人的异化、隐私泄露的伦理风险;在技术层面,元宇宙主要带来数据霸权的伦理风险;在社会层面,元宇宙改变了以人为中心的已有社会伦理结构。当前,可通过培育数字素养、嵌入伦理原则、完善法律法规、推进国际合作等途径来防范元宇宙伦理风险,引导元宇宙技术发展向善,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新冠肺炎疫情与技术进步双重影响下的全球化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物资、人员和资本流动,严重冲击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这一冲击的底层逻辑在于,人类社会运行以人员聚集状态下的生产为基本模式,形成的全球网络在疫情危机中易于遭受损失,并不安全。人类社会需要在更安全的状态下恢复全球化要素流动,并推动全球化继续发展。技术进步是应对这一需求的直接方式。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使人类个体面对生物安全挑战时更加安全;技术进步使人类组织具备在隔离环境下维持运行的能力,提供对生物安全风险更强的监测和预测能力,提升供应链安全,并且技术进步理论上驱动组织形态发生部分变革,这都有助于人类组织更好应对生物安全风险。疫情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促进全球化新趋势的产生。这种全球化新趋势包括更明显的地方化、区域化特点,以及中国在引领"再全球化"进程中作用的上升。新的全球化趋势将在地理空间层面和全球体系结构层面体现多中心化的特点。中国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推动新的全球化趋势,实现更加均衡与安全的全球化。     

数字化"圆形监狱":算法监控的规训与惩罚

算法监控在海量数据与强大算力的加持下已经成为一种解放力量,但任何事物都是矛盾体,算法监控在"座架"与"巨机器"的支配下也会带来"信息茧房"与算法歧视等伦理风险.这些伦理风险与"圆形监狱"中规训与惩罚的核心要义存在"逻辑共契".针对算法监控伦理风险的社会治理,要从个体层面、技术设计层面、制度层面着手,这样才能确保该技术成为"大规模为人类造福的工具"而不是"大规模数学杀伤性武器".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视域下人类增强技术的哲学考察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是具有现代高新技术典型特征的“小写的技术”，它对人类认知、情感、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干预和调节与人类传统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催生了诸多哲学反思。其中，兼顾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对于从技术内部的层次结构、形成过程和演化机制等经验层面，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系统描述具有充分潜质。为此，在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下，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转向后的伦理学、技术方法论等维度的探索与反思，保障了对人类增强技术“本身”的关注，在过程和情境中动态把握人类增强技术演化方向，在批判后达成一种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的“重建”，有助于促进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建筑技术的意义

建筑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技术可以分成三个类型:偶遇性技术、工艺性技术和专业性技术。技术本身具有着多重含义,在基本层面上技术是一种物的手段,代表着人类的某种生存能力以及与自然对话的方式,表现在建筑上为新的建造方式与新的建筑材料的应用;而在另一层面上建筑技术与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承,反映出建筑形式的创新与设计思想演变。     

三次大变局与人类命运——从知识生产到生活形态的巨变

基于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这一命题,可以建立理解人类文明的理论坐标,并借之描述文明史的基本变迁。人类已经历两次大变局,第一次是轴心时代,第二次是现代转型,而第三次尚处于早期。在第三次人类大变局中,在知识生产层面,机器可以进行间接知识生产;在劳动形态层面,重复劳动被大量替代;在经济形态层面,商品经济很可能被打破;在政治形态层面,技术权力可能成为独立主体;在生活形态层面,个体可能成为技术奴隶。第三次大变局正在改变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使之从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演变为人与技术的矛盾,即人性很可能无法驾驭飞速发展的技术并最终导致人类文明困局。第三次大变局是人类史上的最大变局,存在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现代文明并未作好应对准备。     

产业集群风险成因分析:基于技术变迁的视角

在简要评述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现有产业集群风险理论研究的缺陷。基于技术变迁的演化观,从技术的传播与创新、企业家心智以及技术选择环境三个角度分析了集群风险产生的原因。旨在从更深层次的技术变迁的层面挖掘集群风险产生的原因,为探求集群风险的化解途径,进而获取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持。     

司法执行人工智能化之反思与前瞻

人工智能与信息化技术在司法执行领域的应用,为缓解司法执行难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人工智能对数据与算法有着双重依赖;机器智能技术与人类理解技艺间存在实然鸿沟;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案件执行过程亦潜藏个案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弥合难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算法缺陷的隐匿可能引发执行客观性失却风险;技术依赖深重可能弱化法官主体地位;人为设置或认知阻隔的算法黑箱亦可能加大执行责任的切割与追究难度。应当以法治思维为依归,从认知层面、观念层面、技术层面及制度层面对司法执行人工智能化的实践问题做出全方位的应对。     

论技术风险的国际治理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现代社会造成了日益繁多而复杂的风险问题。对此,在国内社会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治理机制,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尤其是在国际层面至今没有形成技术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对现代风险社会中纳米技术发展风险及其治理不足的分析界定,得以明确纳米技术等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建构的客观基础。进而运用国际法上的基础原则和规范,分析论证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应有的利益协调基础与结构特性,并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技术风险活动领域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初步构建了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的具体要素和内涵,以形成公正而有效的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     

技术哲学视阈中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的相悖性分析

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世界进步的主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技术无疑充当了“发动机”的角色,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化成就.同时也带来了人类所不期望的后果。从技术哲学视阈去审视,技术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在技术与人、技术与自然以及技术与社会发展等层面上无不体现出相悖性关系。正确认识其相悖性,理性面对当代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是破解相悖性应该采取的态度。     

一种理解技术的视角:技术的存在方式

技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但对于什么是技术,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认识。文章在思考什么是技术问题的基础上,不是去给技术下定义,而是从另一个层面来思考技术的存在方式,即技术以什么方式存在着。首先从"存在"的概念入手,并分析了各种关于"存在"含义,认为"存在"的任何一方面的单一含义都不足以反映技术存在的含义;接着肯定了技术存在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最后分析了技术存在的方式,并最终认为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的实践是技术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     

地震次生灾害危害分析及建议

地震次生灾害指由地震引起的一系列其他灾害。地震次生灾害分自然层面和人为层面两种。本文以5.12汶川地震为研究背景,结合地震后自然层面的次生地质灾害,论述了地震次生地质灾害对灾区的进一步危害。     

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是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后真相社会导致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数据主义生成的肥沃土壤。而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包含了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数据主义的出现向人类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为挽救失落的人文，数据主义应走向“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     

基因编辑技术规制思想探析

短短几年内，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其应用也异军突起。但由于该技术存在潜在风险，遂引起各界对其不当应用或越轨行为的深切关注。探讨基因编辑技术规制问题也迫在眉睫。目前，关于基因编辑技术规制思想分别从伦理、法律、制度层面展开，形成了开放管制、严格管制和有限允许三种路径。然而这三种规制路径却存在着理念层面和现实操作层面的选择难题，即如何在科学发展和越轨规制层面保持张力面临着极大的考验，需要从认识、社会等层面进行反思与探讨。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刑法规制

“基因编辑婴儿”案件的发生表明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谬用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人类临床应用存在安全风险、社会管理失序风险和伦理风险三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刑法应当禁止对生命健康法益造成侵害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行为,有选择性地规制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并慎重回应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所涉伦理问题。为应对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挑战,刑法应当在兼顾谦抑性的同时,设计相关罪名,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现代性“技术批判”理论分析及其风险社会理论的转向

现代文明在技术理性的推动下造就了一个与传统社会相对立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科技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灾难。相应的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集中在技术批判之上,形成了以认识论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价值论批判等为特征的理性批判范式和以海德格尔的诗性技术观和福柯的技术权利谱系批判等为代表的非理性批判范式。风险社会理论的出现,将哲学反思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经验描述上,实现了技术批判的风险社会理论转向。这种转变将技术的选择和讨论纳入到公共领域甚至整个社会中来,当公众的科学民主观念、公共空间权利探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重新成为了科学发展观和风险社会共同追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就发现了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参考下去探讨科学发展观实现的可能性。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经验主义的路向、现实主义的指向都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可操作性以及可行性。     

人类为什么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研究

文章旨在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进行分析，以回应为什么人类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问题。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以“器官投影说”等技术哲学思想作为分析工具，回顾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历程。发现在理论上，人工智能的研究加深了对人类智能的模仿的同时，更倾向于由机器与人类共建智能系统的解决方案；实践中，人机关系也从“分离”更多地走向“交融”。因此，人类除了能在本质层面上作为人工智能这种人工物所模仿的终极目的而存在，还能在个体层面上作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行动者发挥智慧功能，人类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技术批评主义及其心理根源

从技术毁坏自然事物、降低人的地位、统治社会和技术扩张招致危险等方面概括了技术批评主义的基本观点 ;指出对现代技术的心理反应是技术批评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并从社会心理层面分析了技术批评主义产生的因由 ,揭示了人类渴望自由和谐的淳朴愿望 ,技术现实世界与心理需求之间的差距体验 ,对技术应用负面效应的忧虑和恐惧 ,以及传统宗教心理的惯性作用是技术批评主义的心理根源。     

波塞尔技术导向进化观的缘起、内涵及启示

传统的技术进化观忽视“人与技术”在进化中的相融性与共生性，为技术进化沿着自然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潜在可能。波塞尔提出的技术导向进化观，破解了传统进化观将技术物等同于自然物而造成通用逻辑不当的难题，更强调人类创造力对技术进化的驱动、人类往复实践性知识对技术进化的可控、人类责任伦理对技术进化的约束，从而引导技术在进化过程中的活力创新、具体应用及价值取向。其理论价值在于，技术导向进化观不仅回应了以哈里斯为代表的蕴含潜在风险的人类增强进化观，而且对如何反思和重构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