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保持党员先进性的个体动因分析

动因问题是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理论研究的起点问题。对于党员个体,保持先进性的动因可分为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内在动因主要包括价值观、角色意识和成就需要;外在动因主要包括组织动因和社会动因。内外动因的形成和强化机制对当前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乡村社会重修族谱现象的思考——兼论宗族意识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

乡村社会重修族谱现象越来越普遍，作者认为，求利与复礼，是此行为发生的动力。而宗族观念，是重修族谱的心理基础；家庭独立性不强，是其内在动因；乡村组织调控能力减弱，是其外在动因。重修族谱行为有二重性功能。积极作用在于：基础政权的助手作用；村民关系的调适作用；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消极作用在于：影响安定团结；操纵乡村政权；助长封建迷信。因此，必须通过教育与法制，来规整重修族谱行为。     

慈善捐赠的道德省思

慈善捐赠是具有深刻道德意蕴和时代价值的高尚义举.对慈善捐赠的道德评价,需要处理好财富状况与道德水平、捐赠数量与道德境界、适度匹配与道德良心的关系.人们对被动捐赠行为的指责,是一种来自于对灾区人民的同情与对富人群体的期待之间的不和谐现象.     

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慈善捐赠的行为屡见不鲜,在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国企业的慈善多数属于反应性慈善,战略性慈善并不多见。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通过捐赠等方式,旨在追求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慈善行为。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制约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自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企业战略性慈善,实现企业效益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共赢。     

区块链赋能慈善捐赠协同治理的框架与应用

区块链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公益慈善事业治理现代化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文章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区块链技术赋能公益慈善协同治理框架。并在此理论框架下,用实践案例阐释区块链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有助于慈善捐赠系统中的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跨越边界,保证慈善捐赠的交易过程兼顾信任与效率;运用区块链技术,可将慈善捐赠系统细分为元治理、基础网络治理和上层应用治理三层结构,在保持框架结构稳定和减少外界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节点、修复漏洞和智慧合约管理实现慈善捐赠系统持续更新升级,保障数字治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区块链网络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特征有效解决了公益慈善捐赠过程中的信息双盲、不对称的问题,增强了慈善资源分配的精确性、慈善捐赠信息的真实性、保证了慈善决策的合理性。     

SARS危机中慈善捐赠的特点与动机探析

SARS危机期间的慈善捐赠是继我国1998年抗洪赈灾捐赠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中型捐赠活动。非常时期的慈善捐赠与以往的捐赠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形态,政府在慈善捐赠规范化与组织协调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慈善捐赠的动机表现为多样化和复杂化。以SARS事件为案例,可以看出公共危机中慈善捐赠的特点与动机。     

税收减免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当代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要求仍存有相当差距。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杠杆,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现阶段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税收对公司捐赠收益一成本和捐赠选择的影响为公司做出捐赠决定提供了参考,期望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鼓励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公共领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作用。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居民慈善捐赠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居民的人均慈善捐赠有所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通过对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居民80%以上都曾经向慈善组织进行过捐赠,其中超过六成的人是自愿捐赠的。回归分析显示,居民的慈善认知、利他主义观念、税收减免、居民对慈善组织的关注等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慈善组织的捐赠;利他主义观念、税收减免、对慈善组织的关注、普遍信任程度、捐赠后是否获得收据和信息反馈等会影响到居民的自愿捐赠。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慈善行为边界研究

企业是我国慈善捐赠主体,企业慈善行为在助学、扶贫济困、救灾等项目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企业阶段性目标的错位与缺失以及慈善文化建设的不匹配造就了“落后”的慈善理念和“赶超”的慈善行为,制约企业慈善主体功能发挥.在“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蜕变期”的企业生命周期框架内构建“以生存发展为本位-以社会责任发展为核心-以求蜕变为核心”的企业行善,边界是促进企业慈善行为理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论“回归生活世界”理念下的慈善教育

作为与道德教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然延伸,也是现代慈善发展对慈善教育提出的内在要求。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回归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生活世界,回归人们生活其中的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以及使人们建立精神储备和实践养成的未来生活世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回归生活世界的慈善教育首先要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来实现,还可以采用“移情”的启发式教育、互动式的参与等方式。面对孩子的慈善文化反哺,家长应该积极回应。把慈善教育纳入家庭教育,需要家长的慈善自觉,需要慈善组织的积极作为,以及全社会关心支持慈善教育的合力。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同辈群体的影响开始凸显。对慈善捐赠的研究发现,同辈群体不但影响人们是否捐赠,而且影响到捐赠额的大小。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就需要合理利用同辈群体对人的影响,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激励促进慈善教育。这种激励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发挥好同辈群体在慈善教育中的激励作用,学校、家长和社会必须对青少年进行正向引导。     

高管团队特征、冗余资源与企业慈善捐赠——一个调节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8家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对高管团队特征、冗余资源与企业慈善捐赠三者关系建立的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冗余资源对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中具有产量导向职能经验高管的比例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分别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团队平均薪酬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则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这证实了冗余资源在高层管理者进行慈善捐赠决策时调节作用的存在,弥补了已有研究由于忽略资源角色而不能有效预测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决策行为关系的缺陷。     

慈善捐赠:企业增加融资的有效渠道——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慈善捐赠对民营企业外源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会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采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上规模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市场信用环境健全时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这表明,慈善捐赠是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增加融资的有效渠道.     

美国大学慈善捐赠作用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大学的发展和繁荣得益于慈善捐赠。宗教组织、公民个人、企业家、基金会和校友是慈善捐赠的主体,慈善捐赠对提高大学的师资水平,改善大学的基础设施,资助贫困学生,帮助黑人等有色人种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女性受教育层次以及大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大学接受慈善捐赠对大学发展的作用对我国大学扩大资金来源以及大学的自身发展有着多方面启示。     

企业外包决定因素的研究——基于微观行为的理论分析

生产和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国家和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生产方式选择,但学术界对不同企业的外包动因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本文对企业外包理论的思想脉络及其发展进行总结,从不完全合同理论、分权理论、异质性理论及其他多个理论相结合的不同角度对企业外包的微观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发现企业成本、生产效率、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外包决策的内在因素,未来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是企业战略选择的外在因素.     

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研究——基于衣物资源供需结构的分析

日益增长的慈善服务及产品需求与慈善资源供给能力及方式相对不足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进程。当前,以衣物资源为主的慈善实物捐赠上中下游各环节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断性和失衡性,导致慈善实物利用需求与捐赠供给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匹配机制,从而带来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在成本控制、运输支付、人工收储、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实践难题。根据我国《慈善法》"以法促善"的原则精神,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兼顾资源配置链及制度环境优化,有助于解决慈善资源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的精准化与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