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儒学新变与陶渊明思想

汉末至东晋,荆、江地区的儒学传统是“兼容博宗”、“慕通义理”,传统观念中“仕”与“隐”的对立一度趋于淡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陶渊明的思想也由先秦“原儒”的“复古”发轫,沿着“黄唐”之情一路衍生开来,在对“真淳”之世的追忆中寻找着“任真”与“守志”的平衡。     

试论东晋初期复兴儒学的尝试

东晋初期,东晋政府掀起了一次儒学复兴。他们通过立太学、置博士;礼敬儒者、征召隐逸;以经取士、任用儒臣等措施,力图重振儒学。虽然由于传统风气、政治局势、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种努力,在延续儒学在官方的正统地位、强化皇权观念,后来儒学的发展等方面起了较大作用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名教的证成：袁宏与东晋玄学经史观

袁宏的治道思想主要集中在《后汉纪》的论中。以史论为文体,在玄学的理路中探讨名教治道问题,重塑经史关系,是以袁宏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家的思想特点。这一新的经史关系,是以史论为载体,以史事为实证,采用玄学的思考方式,回应经学提出的名教问题。与曹魏西晋玄学家的理路有所区别,袁宏不再将名教视作与自然相对的范畴,而是将之作为证成的对象。在论证方式上,袁宏以承认万物的个别性为前提,从整体与局部关系、万物互通互感的关系来论述君位存在的必要性,以此为名教之本。在范畴体系中,袁宏以性、情、心、理等为核心范畴,其中,性是其他范畴的逻辑起点,理则是天人关系的结合点,是六经的依据所在。     

论曹魏玄学中儒学天道观的线索

曹魏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所创建的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及思维方法上来看,玄学与经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继承的角度来看,玄学与经学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清晰可辨。何晏、王弼的玄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天人之学,是直接继承经学发展而来的。     

从"通"到"无"——从东汉儒学到玄学的理论与实践突围

两汉学术与思想以求“贯通”为特点,主体“心”在东汉儒学贯通天人与古今中的诠释地位突显了出来。面对东汉以来的社会变乱,党人集团道德实践的失败和魏初文人化儒生的生存困境,使长期作为思想潜流存在的道家登上了思想前台。玄学思想家开始探索人与道的逻辑关系而提出“无”本体论,以此寻求一个更优越、更本源的思想与社会立场,从而把握个人和天下之命运,思想范畴也由儒家的“通”转向玄学的“无”。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对汉魏之际儒学中衰的再思考

两汉时期曾经一度繁荣的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衰落。其原因包括汉朝正统的衰落导致儒家学说可信性的降低,魏晋时期的战乱和政权交替对儒学的削弱,选举制度的变革和学校教育的弱化对儒学的影响,以及道教、玄学、佛教思想的发展对儒家思想的冲击等。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门阀政治与东晋史学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东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此时期的门阀政治是一种特有的政治形态,它以空前强盛的庄园经济为基础,与皇权政治相抗衡。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发展演变影响到此时期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撰述。在东晋史学家、史学撰述与史学思想均受门阀政治演变影响的同时,史学的发展也对门阀政治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二者关系十分密切。     

《归潜志》与金代文坛的文学活动

刘祁的《归潜志》在为金代中后期诗文作家立传的同时,还记述了当时文坛的各种文学活动。在以赵秉文、李纯甫为领袖的金代文人核心群体之中,又包含有许多交汇、重叠的文人创作群体。围绕这些群体开展的多种文学活动,不但密切了文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且增进了文人之间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为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观点的碰撞争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正是金代＂诗学为盛＂的原因之一,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

东晋百余年的文学发展,从时间上看可分为初期、中期及后期三个阶段;从空间即地域角度来看,与三阶段相对应,主要分布在建康、会稽、寻阳三地.时间更替与地域转换的叠合,使东晋百余年文学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东晋初期主要是以建康为中心的京都地域的"中兴"文学主题的兴起,中期主要是以兰亭诗会为代表的会稽地域"玄言"文学主题的兴盛,后期主要是以庐山为中心的寻阳地域"遁世"文学主题的兴盛.其中文学主题的变迁与地域中心的更替与东晋的政治动荡密切相关.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     

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金代社会及文坛的关系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少数民族政权下统一的区域文化形成后的产物。其核心不是反封建,而是女真统治者观念的反映。其写作主旨和元好问等金代文士的理想追求相一致,体现的是金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其写情和叙事的潮流,是元代文学兴盛的基础。     

唐王朝时期儒家文化的特质及其向周边国家的传播——兼论儒家文化在当代世界的适应性问题

唐王朝时期,儒家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具有非常显著的开放性;具有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唐王朝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这种交流,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得到确立和基本巩固。"儒家文化圈"因为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具有对和谐的传统追求,在当代现实中仍然有较强的适应性。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叉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