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营制度框架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理论

农业家庭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决策单位,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是研究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长期的根本制度背景,但至今未被相关研究重视。文章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理论与方法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尝试构造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并突出讨论了家庭经营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性的约束作用,为改进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研究,提高相关政策效力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与农业发展

我国农业发展战略,以及农地集约使用和规模化生产经营的要求,需要对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制度创新的保障,在于解决好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发展战略、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

制度安排是决定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劳动力流动趋势的重要因素。特定的经济格局拥有特定的制度约束,我国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形成了区域和城市双重偏向的制度安排,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反过来,劳动力转移对制度安排的变革也有反推作用,这种反作用过程实际上表现为诱发性的制度变迁,而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为偏向性制度安排的诱发性变迁提供了有利条件。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制度供给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成为永恒主题。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是制度变迁。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起决定性作用。制度供给主体是政府,因此,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政府应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户口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新安排为契机,科学地设定并不断增加制度供给空间。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制度创新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制度创新储全胜现阶段,我国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劳动力呈剩余状态。农业劳动力剩余部分的退出机制的选择和有效转移,是农业现代化乃至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键。本文拟对我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实现其转移的途径。一、我...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历来是国家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就是要在农村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调整不适应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建立科学、完善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在此过程中,我们特别要注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粮食生产的支持保护政策调整,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养老保险制度与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

目前,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等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的功能逐步弱化,需要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反贫困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模式、制度设计、制度实施等环节中。民族地区积极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在预防和缓解农村老年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与制约因素。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加快实现人群全覆盖,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加大中央财政投入。     

"拐点"之际的农业劳动力深层次转移思考

长期以来,受政策缺位、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农业转移劳动力并未能够真正融入城市,而是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人口,农业劳动力转移未能向深层次发展。2010年以来,我国农民工增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也意味着,学界争论已久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拐点"时刻即将到来,这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容小觑。要继续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就必须深化对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进而构建起良好的政策环境,这将成为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意愿、稳定已有转移成果以及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效路径选择。     

浅议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劳动力市场运行轨迹

现代企业制度下劳动力市场运行模式应是:利用供求机制,调节和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强化竞争机制,畅通劳动力流通渠道;建立动态疏导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开拓再就业渠道;运用工资杠杆机制,合理调节劳动力流向;建立政策优惠支持机制,实现企业主业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完善法律保障机制,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影响——基于对浙江海宁地区农村的调查

传统观点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民致富、农村以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但是很少有学者能看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发展现代农业的不利影响。本文基于对浙江海宁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从年龄、学历、动机上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概述,并且通过对村民转移意愿的了解。分析了未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展趋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导致发展现代农业面临劳动力供给短缺、人力资本偏低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劳动生产率趋同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发生了显著的趋同现象,而且已处于向稳态转型的最后阶段;这种趋同是农业产出增长率的变化和因农业劳动力转移而引起的农业就业增长率的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后者的贡献更大;如果仅凭经济系统的自我发展机制,我国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终将不会自动消失。必须通过加大投资、进行制度创新、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等措施来人为地缩小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从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角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多次发生了变化,对义务教育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该体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城市和农村关系失衡。在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城市和农村关系失衡的方法。     

亦庄地区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对策

妥善处理农转非人员的就业安置问题,是统筹亦庄地区城乡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关键。文章根据亦庄镇适龄劳动力求职需求调查问卷和农转非人员访谈调研的分析,认为亦庄地区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的问题主要受到制度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等方面的影响,故可以尝试从完善制度保障、加强劳动力培训和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三方面采取措施。     

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基础设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现阶段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要求,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障碍.本文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演进过程和路径依赖,提出今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将呈现出"强制性变迁"主导下的阶梯性制度变迁路径.     

唐山市阳光工程培训的实施现状与对策

为了了解唐山市阳光工程培训的现状,对唐山市180个农村劳动力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分析其现状的基础上发现：农村劳动力参训前与参训后月收入差异不显著,且实际转移就业率相对较低;农村劳动力的学历、职业资格与用人单位需求仍有一定差距;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相对较少;参与培训人数与潜在培训市场有差距;受训者对培训满意度总体较高,但对于其是否促进就业的看法并不一致。针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培训机构和政府部门这两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供可鉴之资。     

城乡协调的制约因素及实现途径

城乡协调发展是实现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本文在对现阶段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具中国特色的城乡协调发展动力机制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重新确立、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改革思路。     

关于城市街头劳动力市场务工人员的贫困文化分析

由于下岗失业人员和大量农民工共同汇集干我国城市的城乡结合带，一种”城市新边缘群体”逐渐形成。他们的生活具有明显的”贫困文化特征”，这种文化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以长春市街头劳动力市场为例，通过对其中三个市场的实地观察，在对32名务工人员开展个案访谈的基础上，分析这一亚文化群体的职业观、消费观、成就观、交往观等文化形式，并且与农村中的贫困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城市中贫困人口的贫困根源问题进行文化层面上的解释。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增收的机遇、条件和途径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收入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展经济是基础,而农民增收是关键。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考察,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从本质上看,主要是受资源、结构、市场和体制的制约;反映在制度层面上,则面临着一系列对政策、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当前,一定要按照"两个趋向"的判断,重新审视"三农"工作,跳出农业抓农业,城乡统筹抓农村,抢抓机遇促增收。要树立农村农民主体发展意识,整合利用政策资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区域资源等各类资源,奠定和壮大促进农民增收的社会物质技术基础。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带领农民闯市场;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广辟农民增收的多种途径。要转变思想观念,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科技支撑,推行民主管理,为农民增收创立可靠保证条件。     

“三化”协调背景下的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三化”协调发展存在产业结构问题突出、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成本高、制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三方面的问题。可从转变观念、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农民市民化等几个方面优化配置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     

The state of domestic affairs: Housework,gender and state-level institutional logics

Multi-level cross-national research consistently shows individual housework arrangements are structured by broader contexts of equality. Across this body of research, the United States is treated as a single entity. Yet, individual-level housework time may vary by state-to-state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al market, family and legislative logics. To test these relationships, we pair individual-level data from th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2003–2012; aged 18 to 64 n = 106,190) with three state-level indices – female labor force empowerment, family traditionalism and state government liberalism. For market institutional logics, we find wives and husbands spend more but mothers less time in housework in states where women have more labor market power. For family logics, we find mothers spend more and husbands less time in housework in more traditional states. For legislative logics, we find women and husbands spend more time in housework in more liberal states.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tate-to-state institutional logics on individuals' housework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