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审美气质的核心是“为仁由己”──兼与王钟陵先生商榷

近代学者对于陶渊明思想本质的探讨，发表过多种意见。梁起超认为，陶渊明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胡适则认为，渊明平生实行自然主义，井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清谈的口头玄理，陈寅份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为新自然说，政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会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朱自清在《陶诗的深度》一文中说，“陶诗中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他以《饮酒》第二十首为例，证明“实和淳都不见于《论语》，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     

鲁迅·周作人·胡适

1991年初，我在《鲁迅研究月刊》第一期发表了《两峰并峙，双水分流──胡适与周作人》一文；后收入美国李又宁教授主编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第二辑，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1年10月，我又在《文学评论》第五期发表了《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一文。这两篇论文近六万汉字，把胡适跟周氏兄弟的关系分别作了比较研究。这次我把这三位文学大师综合一起来谈谈。大家知道，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和胡适都是同开风气的人物，各自作出了为对方无法取代的历史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周氏兄弟与胡适，就不了…     

关于胡适的“儒的起源说”的新评说

“儒”在中华文化和儒学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关于儒的起源问题却被忽略。诸多学案,与此相关。胡适是坚持不懈的说儒者。说儒,是他学术事业的重头戏。经过２０年的摸爬滚打,他终以“丰伟之论文”──《说儒》,冲在探求儒的起源者的最前列。胡建构的“儒的起源说”的内容体系,带有开风气、填空白性质。胡的打头炮的力作,在学界产生冲击波,引发连锁反应,历６０余年而不衰。近现代学界锋头人物都参与其中。胡说终以新锐性和合理性沐浴于风风雨雨,对于推进儒学研究,颇有助益     

老子“无为”本义探源

本文用唯物史观的考察方法探讨了历史上道、儒两家“无为”论的相互关系,认为儒家“无为”说只是“援道入儒”,为儒所用而将老子“无为”儒化的结果。并引证《庄子》、《墨子》、《淮南子》及《老子》原著,证明老子“无为”原义是要求排除经世治国中的个人目的与私欲,而并非主张无所作为。“无所作为”说只是历代经学家们对“无为”范畴的曲解。     

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宗教”释意问题

中国古无“宗教”,“宗教”一词源于西方的现代宗教概念。“宗”,原本是尊祖庙,《说文》云:“宗,尊祖庙也。”“教”,原本是上行下效,乃教化之意,《说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与“教”连言者,自古只有礼教、政教。儒家学派形成之后,又有儒教,即以儒家学说为教。《史记·朱家传》云:“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晋书·宣帝纪》云:“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宗教”一词,是随佛教传入才有的。佛教以佛所说为教,佛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之分派,合称“宗     

评胡适的《尝试集》

胡适的《尝试集》自一九二○年三月问世以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是至今评价不一,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恣意否定“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情况下,这部新诗集更被当作历史垃圾丢在一旁。显然这是因人而废文。其实“五四”时期的胡适,其基本倾向并不坏,甚至可以说是积极的、进取的,他的一些诗文亦不乏新鲜见解和时代气息,鲁迅对之就有过“警辟之至,大快人心”的赞语。而且,当《尝试集》与郭沫若等人的其他几部新诗集被某些评论家妄评为“不佳”、“不是诗”的时候,鲁迅还曾作《“说不出”》一文予以     

胡星垣的信和胡适之的谜──甲戌本《石头记》卖书人的发现说明什么

１９２７年胡适得到残抄１６回甲戌本《石头记》时，对其来历交代的十分简单。他说：“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到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书店来，转交给我。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重价把此书买了。”（《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１５８页，。以下简称《全编》）胡适的交代如此轻描淡写，如此轻易致信。怎样“重价”“买”的，把钱交给谁了，皆语焉不详。梁启…     

再探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及其它——与闻学峰先生商榷

对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的认识历来颇多分歧.闻学峰的《创办人、编辑人还是撰稿人——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再探》一文通过史料爬梳与考证,将胡适定位为《现代评论》的“撰稿人”,并进而认为“把胡适称为‘现代评论派’的骨干或领袖是有欠公允的,更是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对于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关系的这一判断,以及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对于《现代评论》的创办缘起与《现代评论》的政治姿态的阐发有值得商榷之处.     

浅析胡适《说儒》的逻辑误差所在

胡适《说儒》一文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儒学的代表性著作,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该文的观点各不相同,有赞扬,也有反驳。该文结构十分严密,通过大量史料对儒、儒家与殷商文化的关系娓娓道来。但是,在史料的引用和逻辑的论述方面该文存在问题,本文采取史源学和逻辑学的分析方法,就该文存在的一些漏洞进行梳理。     

《墨经》选诂（之三）

本文是对两条《经》、《说》的校勘和诂释。文中，在考察前人成说并指明其正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一）校“知”条《经》的“间”字并《说》文的“闻”宇作“问”，从而根除了前人从《说》校《经》作“闻”而与“身观焉”的“亲”纠缠不清之弊．（二）释“知”条《说》文“志行”的“志”、“行”即《小取》篇“以辞抒意”的“意”和“抒”，“志行”就是意志（对事物的断定）能够表达出来，也就是思想的沟通。又校本条《经》《说》为“知、问、说、亲”和“［辞］名、实、合、为”两条。这样，就解决了前人以《经》《说》所述为七种知识的种种格。（三）训两条《说》文的“观”字为“游”，即身临其地的“游历”、“交游”，略似今语的“实践”；并纠正了历来认为下条与上条直接有关之误。     

振策高台发浩歌──近代琼籍诗人冯骥声的诗歌浅论

冯骥声（1841—1891），字少颜，琼山县梅峡人。清同治拔贡。冯骥声自幼好徐庚王扬之文，李杜苏陆之诗，资质颖异，嗜学勤劬，才气卓荦。他在海南近代文化史上所做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致力于经书研究。冯骥声在早年赴试粤垣，游观学海堂期间，深慕侯君漠、林月亭、曾勉士、陈兰甫诸先生经学，遂购经解数百种，装载归琼，闭户潜研，进而由江戴段主经说，寻绎汉儒训沽，并互相阐发说明。他说经以许郑为宗，思著说文音义通考，以证明许氏古音古义；辑尚书古今疏证，以阐明郑氏注义。著有《经解》、《尚书古今文疏证》16卷；并在海南创办…     

《说文解字》的形义学考查

从问世到如今,人们一向把《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视为研究汉字形体构造的专著。这种看法对吗?笔者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说文》是东汉人许慎用二十二年精力,直至生命垂危才得以定稿,并由其子许冲献诸于世的,书中收的字全是当时早已不使用的小篆、大篆、古文。倘若仅仅研究字的形体构造,许慎何不以世人熟知的隶书为对象,偏要献身于死亡的文字呢?在那“术不利于治者君子弗为”的时代,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圆满答案。 众所周知,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读儒经成了士人得道的唯一途径。到了东汉,领会儒经     

是“诗礼簪缨之族”,还是吃人的魔窟?——《红楼梦》中几十条人命剖析

《红楼梦》有四百多个人物,封建主子不过二三十人。以贾母、贾政为代表的一小撮封建主子,在短短几年里,就害死了三十多条人命。这一宗宗血泪斑斑的事实,是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专政的历史见证。然而,官僚买办阶级的御用文人、美帝的忠实走狗胡适,却把《红楼梦》说成是一     

刘勰的儒学思想并非古文一派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思想,笔者是用“以佛统儒,佛儒合一”这八个字来概括的。这是在说明:笔者承认刘勰有儒学思想,并不是象有人所认为的,说刘勰的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就是贬低刘勰。笔者认为:刘勰的儒学思想和他的佛教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这个“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的理论根据,是他在《灭惑论》中所阐述的“佛之至也……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文心雕龙》中“道(佛)沿圣(孔)以垂文(儒     

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也谈江沅《说文释例》的性质

江沅的《说文释例》是《说文》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其产生误解,认为江氏的《说文释例》问世于王筠的《说文释例》之后,其实江氏之作先于王筠的《说文释例》20余年。由于江沅的《说文释例》与王筠的《说文释例》书名相同,人们多把这两种书看作同是阐释《说文》体例的著作,这就混淆了“类例”与“体例”的界限。江沅的《说文释例》是以类例材料阐明《说文》一书的“本字本义”和“音义关系”的著作,而王筠的《说文释例》则是阐释《说文》体例的著作,二者的性质并不相同。     

也说“剔秃栾”

198 9年第 9期《读书》载有李冰涛先生《治古汉语易而治古白话难》一文 ,探讨《胡适的日记》一书中为胡适所不解的一句散曲“剔秃栾一轮天外月”,原文是这样的 :古汉语比古白话好懂 ,何以见得 ?因为古汉语尚有历代的注疏帮助理解 ,而古白话 ,随着时间的流转 ,意义便不得而知了。即如白话运动的大师胡适之先生 ,也有不可明了之处。如《胡适的日记》第 5 3页 ,有一句散曲 :“剔秃栾一轮天外月。”胡适在“剔秃栾”后注了个“此字不明”。其实 ,徐州方言里就有这个词 ,是很圆很圆的意思。现在的徐州人形容很圆的东西还常用这个词。“剔秃”或“…     

阿Q其名其读

人们对阿Q一名的兴趣,几乎从《阿Q正传》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晨报副镌》上连载的同时就产生了。人们不惜花费时间作了研究和猜测,归纳起来大概得出了这么几种结论: 一、影射说。有人说:因为《阿Q正传》行文中提到胡适,“而胡适正好用过一个笔名叫‘Q.V’(他用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名著《你往何处去》的原文书名:“Quo-Vadis”的第一个字母来隐射‘胡适?’)”因而就说“阿Q”是隐喻影射胡适的。     

段氏注《说文》 重韵不重声

在充分肯定段玉裁韵部研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他把《说文》形声字的“某声”单理解成韵，给每个字划归古韵部，却不讲声母，因而在注《说文》时造成许多问题。《说文》“某声”，应包括声和韵两个部分，段氏只说“谐声必同部”，偏而不全，其实谐声亦必同声或声近。以此观点研究《说文》及段注则可疏证许多谬误。     

“文学革命八事”系因南社而立言

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文学革命八事”是就当时中国文艺状况而言的。此为胡适的由衷之言。所谓“当时中国文艺状况”即指南社的创作倾向。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胡适的留美同学如梅光迪、胡先、任鸿隽、杨杏佛等都是南社社员和《南社丛刻》的作者（第１１集起）。胡适通过与这些同学的交流，并直接获读《南社丛刻》，熟知南社的创作倾向。已经接受了现代哲学、文学观念训练的胡适，在审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轨迹，推断未来历史走向时，居当时文坛要津的南社便成了胡适视野里的一个主要对象。“文学革命八事”不仅是针对南社创作倾向提出来的主张，而且论证这些主张的材料十之八九也出自《南社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