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两汉词汇的分期归属问题

关于两汉词汇的分期归属问题,语言学界有不同意见:或持上古说,或持中古说,或持过渡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分期标准不一致;二是两汉词汇研究不够深入;三是汉语史宏观分期与词汇史分期之间的矛盾。     

“何其”的词汇化及其动因新探

摘要：副词“何其”的源结构是一个跨层次结构：[何[其＋AP／VP]],其中,“何”是疑问副词,“其”为指示代词。这一结构大致在西汉时期完成了向副词的转化,唐代已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双音节词。在“何其”词汇化的过程中,语义、认知、韵律等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完整定义,明确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全面、准确、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在新发展理念维度上的意涵,构建“一轴二力三高四维”的分析框架,系统剖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基本内涵,有助于多角度深挖其背后所蕴藏的逻辑。其中,“一轴”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统领轴心;“二力”指新质生产力以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和支撑力为目标;“三高”指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四维”指新质生产力以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延展。对照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新质态,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全社会崇尚创新,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注重协调,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倡导绿色,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底色;厚植开放,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推进共享,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效。     

论李渔小说创作的新质

李渔小说以其“无声戏”理论为指导,创作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小说作品,在清初小说作家中独领风骚。李渔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从改编到独创、从实录到虚构、从道德说教到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飞跃。因此,李渔小说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独特风貌,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

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决定性力量的生产力总是处在不断新质化的运动当中,它的每一次新质化都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迈进。其中,生产力的系统性新质化牵动着人类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人类社会诞生至今,已经发生过两次生产力的系统性新质化,分别推动人类社会步入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当前,第三次生产力系统性新质化正在发生,推动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转向数字信息时代,而新质生产力正是这次生产力跃迁的科学写照。新质生产力的“新”展现为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质”体现为高质量、多质性、双质效,“力”表现为数字、协作、绿色、蓝色和开放五大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理,就是以科技创新为轴心,将要素系统革新的牵引力通过技术系统这一媒介传导至产业系统,最终实现对传统生产力三大系统的全面重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包括全面塑强科技创新整体能力、积极促进新要素迅速成长、聚力推进核心技术研发应用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两汉南疆农牧业地理

两汉时期的南疆,随着区域农牧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已形成比较典型的河流绿洲农业区和山麓草原游牧区。农业生产已是五谷皆种,略与汉同。畜牧业生产则是驼马牛羊,种群皆备,标志着区域农牧业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并形成合理的区域农牧业生产布局。     

两汉时期的礼乐教化观

"礼乐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主要国策,也是汉代施行的主要社会政策.在汉儒的礼乐教化理论中,"礼乐"之所以能够发挥教化之功,主要由于"礼乐"本身就是一个包涵"仁"和"(人)情"的价值载体;至于施行教化的必要性,汉儒则从天道、历史和人性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在"礼乐教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乃至整个儒家传统的基本特色.     

论两汉时期的河南经济

两汉时期河南的农业、丝织业、冶铁业、官营杂项手工业以及精密仪器制造、商业城市数量等,均繁荣昌盛,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或先进行列.我国文献中最早有关煤炭开采和用于冶炼的记载也始于河南.到西汉中后期,河南经济的整体实力已不亚于政治中心所在的关中地区.西汉后期和东汉的人口数量,河南也均位居全国第一,表明河南已经恢复了经济重心的地位.     

两汉时期道家思想的社会化

道家思想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在民众中的传播也是多层次的.在"道"的层面上,汉代道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促进了道家理论的进一步精致化;在"学"的层面上,汉代道家通过一系列途径促进了道家学术的扩展和繁荣;在"术"的层面上,道家思想在汉代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实践,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为道教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论两汉训诂的理论价值

针对训诂学历史研究中理论开拓的不足,本文就纪元前后的两汉训诂著作,如《尔雅》、《方言》、《释名》、毛郑传注训诂等的理论贡献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提升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抓手,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但在数字制度、资源及能力配置不对称条件下,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提升我国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还存在数字经济体制创新滞后导致对新经济的激励不足、科技管理制度滞后导致关键核心技术的短板突出、数字人才培养模式滞后导致人才规模和质量受限、现行数字服务供给状况与业界实际需求存在脱节、数字领域规则标准与高标准国际要求衔接不紧密等瓶颈约束。为实现“数字中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蓝图,未来亟需多管齐下、精准施策,推动数字治理体制创新,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效应;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数字人才规模和质量;提高数字服务供给效率,优化服务中间品投入质量;深度对接国际标准规则,推进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齐鲁人与两汉地方吏治

吏治的好坏是关系地方经济发展、教化推行、社会稳定的基础 ,而吏治清明与否与最高统治者能否重视和选拔德才兼备的清官能吏、地方官吏执政素质的高低及对官吏的监察是否到位等都有直接关系。在两汉地方治理中 ,改善吏治是齐鲁籍官员实践活动较为集中、较为突出的方面 ,具体体现在廉洁自律、执法严明、整顿吏治几个方面 ,对两汉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儒林外史》创作动因的思想史考察

清初兴起的学术批判思潮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学术背景,在反理学的内在要求下,吴敬梓完成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反理学作为一条明确的思想线索贯穿始终.统摄全篇.吴敬梓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明显受到顾炎武、黄宗羲和北方颜李学派的影响,从其交游情况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程廷祚.     

两汉之际游说文论略

游说文大都产生于战乱年代。两汉之际与战国时期较为相似的政治环境,使得纵横之风在此时又得以复兴。其时文士面对天下大乱、重组的时机,继承了战国末期纵横家权变的传统,从自己所事之主的根本利益出发,奔走游说,分析时势,剖析厉害,创作了大量的游说文。据严可均辑《全后汉文》,此时期游说文有二十篇之多。这些游说文章,大都激扬纵恣,纵横捭阖,饶有气势,用笔淋漓畅快;也有笔挟浓情,朴实至诚之作。具有两汉之际乱世文风的特征。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

两汉宗族以九族为限,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强宗大姓是乡村社会的支配力量,他们把持乡里政治,影响州县行政,成为相对独立的集政治、经济、武装于一体的社会单位。宗族问题对两汉王朝而言,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也是导致东汉王朝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为数字技术主导下生产力“跃迁”的新质生产力,既与传统生产力有重要区别,同时又由于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生产力中的积极因素而与传统生产力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至少体现在“新”“质”“力”三个维度,其中“新”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作为生产力载体和表现形式的产业有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起点;“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超越传统的“物质变换”范畴;“力”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以往热力、电力、网力到算力的升级。上述三方面的发展变化,能够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要求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从而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加强数字技术的渗透和应用,注重数字技术的自立自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着力推动生产方式的智能化、数字化变革。     

论先秦两汉散文兴盛之因

先秦两汉散文的繁荣兴盛是时代、作者和文体间相互影响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定的时代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士人将散文作为施展才华的舞台,而散文自身的特点和文体间相互影响更推动了散文的繁荣。     

两汉文人身份的文学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的文学家身份经历了一个由文人的崛起到文人文学家色彩的彰显、加浓,再到文人文学家身份的确立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过两汉文人文学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文人文学化的印痕愈来愈鲜明。这为以后文人文学家身份的基本确立积蓄了比较充分的力量。     

两汉时期择吉之风探析

两汉时期,择吉之风广泛流行。择吉,包括择吉人、择吉地、择吉时等多种情形,其中以择吉时最为常见。今天看来,时间本无所谓吉凶,因此,应该批判择吉术的神秘形式,但批判不等于无视其存在,把“择吉之风”作为历史存在加以分析,有助于了解当时时间生活、政治制度等社会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