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商标名称的翻译不只是语义的对等转换,而是突出商品功能的艺术再创造。成功的商标翻译往往需要依靠译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摆脱原语商标词音韵和意义上的束缚,不拘泥于传统的“忠实”标准,有意识地加以变通或背叛,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方式,达到等效的翻译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商标翻译最高层次的“忠实”。以“叛逆”求“忠实”,这就是商标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的主要方式有谐音寓意、纯粹译形、音形相融以及义形相融等。     

试论翻译过程及转换形式的标准

翻译过程及转换形式的标准应该为“忠实”、“通顺”两个方面,“忠实”是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风格,“通顺”则是指通顺易懂、符合规范,二者相辅相成．     

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的文化信息处理

文本中存在着大量承栽文化信息的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翻译界的“归化”与“异化”、“忠实”与“叛逆”争论不休,使得这些符号的翻译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而拟定的翻译标准,对文化信息符号的翻译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英汉翻译的“异化”、“归化”运用原则

在我国翻译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有关“归化”“异化”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未停止过。纵观各家译论,各有其道。在翻译实践中,“归化”、“异化”各有长短,根据语境、文化和作品的需要两种翻译方法应交叉使用。求真原则、灵活原则、接受原则、美观原则和优化原则是衡量“归化”和“异化”运用是否得当的合理原则和有效的翻译策略,也是我们处理翻译的尺度和标准。     

忠实·简明·统一——医学论文摘要汉英翻译的原则

现有的翻译原则难以适用于医学论文摘要汉英翻译,使得医学论文英文摘要错误百出、质量不高,直接影响到作者科研成果的传播与交流。本文通过对医学论文摘要汉英翻译事例的分析,率先提出医学论文摘要的翻译应遵循“忠实、简明、统一”的原则,阐述了这一原则的实质,强调了医学英语的语言特点决定了翻译原则的变化。     

“心有灵犀一点通”——也谈文学翻译的忠实

本文结合当前流行的翻译理论，着重探讨了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实现“忠实”的问题。作者认为，一是译者在运用“异化”和“归化”二原则从事文学翻译时，应当优先考虑使用“归化”原则；二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个性就是译者的翻译风格。译者的个性表现为选择性和局限性。其中，选择性有表现为多样性，而局限性则相应地表现为片面性。此二者恰恰又是促使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进行再创造的力量源泉。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

明清之际西学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译著活动主要由传教士与我国学者合作完成;翻译以“达意”为主要原则;文献编译融合中西,中方学者取舍标准视其能否经世致用;译笔风格多样,不乏佳作。     

信、达、雅与中庸之道

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为其翻译找根据 ,寻基础 ,是为了让国人更容易接受他的译文。鲁迅坚持“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 ,大呼“拿来主义” ,其目的在于把外来思想和表达方式“据为己有” ,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 ,鲁迅的翻译理论承接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他们二人的翻译观点始终由“和”这个中庸思想牵引着     

张培基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张培基的散文翻译标准将忠实与通顺有机结合起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达到翻译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翻译材料的选取彰显了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翻译注释再现了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文完美呈现了“生态美学”,其散文翻译意图体现了“译有所为”的精神追求.     

从吕译《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看诗歌翻译

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的诗作《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堪称西方的“葬花词”。这首优雅感伤的民谣由于其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颇受国人喜爱。但译诗之难,众所周知。细究吕志鲁先生的译诗,从具体而微的角度探讨诗歌翻译的方法。忠实是诗歌翻译的根本原则,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在的忠实：形式上的因袭,意即无韵或押韵的长短句;二是内在的忠实：理解无误,用字准确,意境相同。在不可能绝对忠实的情况下,根据尽量近似的原则,以诗译诗不失为诗歌翻译的良方。     

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研究和把握法律与道德的相互统一,处理好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是其重要环节。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不仅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且有理论和实际上的现实性。明确和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使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就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从而实现我们治国理政方式的新发展。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重新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自伦理学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影响着伦理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关系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英国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其后康德等人对该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20世纪元伦理学家摩尔、艾耶尔等人重提该问题,并引发黑尔、麦金太尔、弗兰克纳、哈贝马斯等现代道德哲学家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解读,以揭示这一理论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通过引进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实践生活的思想对该问题作出新的解答。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说“无为”

作为老子政治哲学范畴的“无为”，绝不是无所作为之意，而是指人的这样一种行为原则和行为方式，即按照因循事物的自然本性和总的发展趋势的基本要求，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以道所体现的柔弱的特点和方式加以辅助、引导或变革，使其向着既有利于客观事物又有利于实践主体的方向发展。     

论老庄"大美"的道境之审美追求

"道"是融宇宙本体和人生之道为一体的形而上的抽象理念.老庄的"大美"是一种微妙玄通、虚形阴柔、静寂空灵、含蓄隽永的审美追求.老庄"大境"以自由心灵感受人生,以审美态度超越人生,以精神自由为审美旨归,是道家美学思想的最高的审美境界.     

中心的边缘与边缘的中心——"文艺与休闲"论争述评

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艺术出现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那时的“文艺休闲功能”理所当然地蛰伏在边缘地带,人们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在文学迅速边缘化的90年代,“文艺休闲功能”反倒急剧膨胀起来,使得曾极度边缘化的“休闲文艺”却大踏步地走向了艺术生产的“中心”舞台。     

《周礼》"灾荒"概念释义

《周礼》中的灾荒概念为研究灾荒史者所熟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多以对灾荒概念的常识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灾荒史,即从经验性常识认知原生态常识。这种认知虽然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不能完全反映《周礼》灾荒概念的原貌。     

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

“智性直观”概念在欧洲大陆理性派那里有其思想来源,康德对该概念的提升和改造在于使之与数学直观割断联系,并赋予了它三层含义一是我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一种撇开感官直接直观自在之物的能力,二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直接给出对象的能力,三是作为人的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所模仿的“原型”的能力,所有这些含义都只是一种逻辑上不矛盾、事实上对于人来说却不可能的假设。康德的智性直观对德国哲学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作用。     

"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

欲判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是否点阵之图,首先应求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根据<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周易·系辞上>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无法得出"河图"、"洛书"是点阵之图的结论.非点阵之图的结论,是根据胡应麟"辨伪八法",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称点阵之图为"河图"、"洛书"显属可疑,而且,刘牧在<易数钩隐图>的序言中自谓"采摭天地奇偶之数,……点之成图",无意之中,已露出了作伪的破绽.清代学者毛奇龄更将刘牧作伪之迹原原本本考察得十分清楚.刘牧为了使其创制的点阵之图为人所重且行之于世,于是将点阵之图托以"河图"、"洛书"之名,也完全符合作伪的一般规律.坚持认为"河图"、"洛书"为点阵之图者所持之论据,亦皆似是而非.因此,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非点阵之图.     

春秋时期“左”“右”职官尊卑考辨--以《左传》等史料为考察依据

方位词“左”、“右”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赋予上下、尊卑文化色彩。同样,其组合成的各类左、右职官必然具有尊卑、大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虽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官吏制度,但许多诸侯国的职官名称中却大都包含方位词“左”、“右”来表示其职位与权力的高低、贵贱。依据《左传》等有关史料,分析和考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及各个时期尚左、尚右的文化心理及其职官尊卑状况。周王室、郑国、晋国、齐、郑国、鲁等官职以右为上;宋国的官制尊左、尊右因时世不同而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