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社会组织对公共精神的涵化

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精神之一,但这种精神却不会像"理性人"的利益观念一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为涵化公共精神提供了平台。它对于公民的责任意识、法治精神、公德意识、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孕育、熏染功能,而这些意识和观念正是公共精神的体现。     

反对贫困与不平等——结构变迁、社会政策与政治

作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消除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最新思考,本报告倡导将这一命题嵌入广阔的发展结构之中,主张多种政策和措施的配置组合:需要相互补充和协同的结构型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社会政策不但具有再分配属性,且具有生产性;也就是说,如果将贫困人口单纯视为一种需要采取区别政策的"剩余"群体,那么就会严重忽略掉他们的能力成长与宏观社会层面的健康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事实。对于那些已经成功实现增进大多数人口福利的国家来说,公共政策的中心,应该是诸如推进平等和公民参与等"结构变革的长期进程",而非减贫本身。     

人类求索精神出路的漫漫征途——对西方幸福学说、幸福文化史的考察

希望过幸福的生活是人的权利,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幸福问题是人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中的终极问题——是一切目的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也是一切原因最终所导向的目的。探讨幸福问题就是探讨人类的精神出路,这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人们对于幸福的认识即幸福观,却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思想家是人类的‘大脑’,政治家是人类的‘双手’",3 000年来思想家们关于幸福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幸福、认识幸福、创造幸福和把握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类对幸福的认识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类进入文明期不久,人们对于幸福问题的探讨还是初步的,认识也比较肤浅;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幸福问题的认识已比较深入,且带有强烈的反经院哲学的性质,言辞激烈但不够深刻;欧洲思想革命-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已比较成熟,对幸福问题的探讨也更深入,不仅讨论什么是幸福,更关注怎样才能幸福;近200年来人们关于幸福问题的讨论已较少关注物质层面的因素,而着重关心意识、观念、精神、制度等对幸福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预示的以消灭私有制、彻底解放生产力,从而建立和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满足实现人类期望的最大幸福的充分条件,是实现人的个人幸福和全人类幸福的必由之途。3 000年"幸福论坛"的主要结论是:人是地球上唯一同时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拥有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生物。人的生活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生活;人的享受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享受;人的幸福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幸福。精神追求是人的幸福之路的唯一正确出口。值此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之际,人的个性张扬而又思想纷扰,人人都在自己的幸福观的支配下为"幸福"而奔忙,但不少人陷入误区、走上歧途。在这种情势下,回头看看人类幸福观的演变过程,听听先哲关于幸福问题的论述和争辩,对于矫治和修正自己的幸福观不无益处。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幸福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弘扬民族精神重在加强公民教育

民族精神的创新,取决于每个公民的素质及民族整体的精神风貌,而一经铸成的民族精神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的思想行为及整个民族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弘大而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并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公民教育的根本追求,在于全面提高公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公民素质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必须系统研究公民基本素质要求的指标体系及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公民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教育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政治素质、法律素质、社会素质、经济素质、职业素质、生活素质、能力素质、创新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卫生素质等具有丰富的内涵.加强公民教育,必须加强公民教育的载体建设.     

试论违法行政的法律补救制度

目前,“行政救济”(英文Adminstive remedy)一词对于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依然是个十分陌生的词,因为中国公民历来没有对政府行政行为或行政决定公开表示异议的习惯,更不敢奢望有一种政治力量或法律机制去制裁违法和滥用权力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补救因违法或不当行政给公民、组织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损失。     

心理健康的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宪章中给"健康"做了如下定义:健康是一种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只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已。对每一个人来说,心理健康是与躯体健康等价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按照心理现象自身的特性,判别心理健康与否的原则大致有三。     

要重视大学生的精神健康教育

中共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要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认为,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对每个公民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每个在校的大学生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从目前大学生的精神状态看,大部分学生能够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有少数学生精神空虚,热衷于谈恋爱,个别人晚上在校外跳舞,酗酒作乐,搞赌博。有的女生爱     

追寻逝去的人类精神家园——卢梭宗教思想新论

在十七八世纪哲学家为理性高唱赞歌、宣扬无神论思想时,卢梭却崇尚友爱、善意和虔诚,公开宣布自己是有神论者。他的宗教思想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真正本性不在于抽象的理性,而在于人所共有的感情。这种感情对于人类共同体和人类的道德来说至关重要。     

附地而生的困惑——农民遭遇现代化进程

城乡二元制在客观构成城乡之间的差异,走出农村的农民在城市谋生时并不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生存的根基,他们在心理和生活的归宿认识上仍然是"附地而生"的."附地而生"的形成原因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方面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对于所介入的城市没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利益,不在乎自己的道德失范行为会给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进城后的民工在由于社群关系的缺失而丧失了来自于社群内部的人文关怀的同时,由于市民的公民心态没有成熟,进城的农民无法从市民那里获得必要的人文关怀.综合造成农民"附地而生"的原因,笔者提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体系.     

论国民的法治愿景——关于晚近三十年中国民众法律心理的一个描述性观察

晚近以来,逐步成长的法治主义的社会想象与道德秩序观,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以及基于公民政治经济学的关于国家权力的法权安排憧憬,作为一种国民心智和公民心性,一种关于良善生活与政治秩序的总体性向往,多半围绕着社会生活的法制安排展开,构成了刻下中国社会的"国民的法治愿景"。其主要内涵包括,法治成为国民期待与公民愿景,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渐成国民共识,主体平等是全体公民的政治向往,表达自由早成亿万人的心智需要,人民对于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追问上升为对于政治正义与宪法政治的拷问,以及藉由公民理性来建设国家理性,等等。由此,基于国民的"法治愿景"而来的公民期待,由此公民期待而付诸人身的公民行动,特别是它引发的"公民维权"实践,讲述的是当下中国的"训政"故事。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历史预制、现实预制与价值选择

公民人格是解读公民社会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深层判据,它建基于公民社会的制度存在,孕生于公民伦理的精神价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趋向与公民伦理诉求,决定了传统人格走向公民人格的必然趋势,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塑造,是在传统文化语境和现代化现实境遇中发生的,受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制约。公民人格的历史缺场与现实吁求,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转型充满对主体性精神、契约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社会正义精神等理性精神形态的希冀与期待。      

现代社会与公民品格

在以制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揭示现代社会与公民品格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发挥公民品格对现代社会的支撑价值。从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四个方面:风险性、个体化、制度化以及公共化入手,论述公民品格的现代性维度,可以发现:公民品格是成就现代公民的内在品质与道德人格,是具有稳定性、向善性的精神定势,能够应对现代社会风险造成的生活碎片化和不确定性。公民品格是公民在政治生活、公共生活中的实践智慧,可以促进和推动公民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参与,化解"公共领域私人化"的症状。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公民品格所蕴涵的道德情感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关系疏离与人际情感冷漠。公民品格是现代社会制度运行的重要支撑,也和制度一起成为现代社会良序、和谐的保证。     

中国语境下公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对我国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是西学东进的产物.回顾"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梳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基本内涵、形成机制及其局限并以此为基础对"公民"的内涵进行构建和前瞻,对于"公民"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探索.     

网络公共领域对公民精神的影响

公民精神是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而政治、文化和传统等因素造成了我国当前的公民精神水平远远滞后于现代化的需要。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阐述,指出网络公共领域作为"理想"公共领域,有助于培育公民自由独立平等的意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自我、培育社会责任意识、具备批判精神等公民精神,进而提出完善网络公共领域、提升其对公民精神培育功能的对策。     

公民文化与社会和谐

公民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公民文化的发展会对既有的生产关系提出变革要求,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公民文化还具有提高公民素质、消解社会矛盾、化解冲突的功能,因而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客观而积极地看待公民文化对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培育公民文化、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积极促进生产关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民的代理行为及其法律适用——对新《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变化的分析

新《民事诉讼法》第58条对于公民代理进行了范围收缩,取消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这一情形。这对于规范民事诉讼活动和民事诉讼代理活动具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公民寻求民事诉讼代理人困难程度提高的隐忧。对此,应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为民事诉讼活动的健康运作提供保障。     

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视域下当代公民的历史生成——兼论当代公民生成的社会背景

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也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当代公民就生成于这一过程中。当代公民与社会公共领域相表里,与自由平等发展的自由人相衔接。从阶级阶层人到当代公民,再过渡到自由人,直至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公民发展确定的历史路径。同时,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当代公民生成的最重要社会背景和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路径。因此,推进公民社会组织建设、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公民生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政党制度新探——以西方政党制度为例

比较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发现,多党制优于两党制。两党制就是两党轮流(或联合)执政,意味着,政权轮流执掌于多数公民代表和少数公民代表之手,基本符合"多数公民与少数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民主根本原则,因而是好的、应该的和具有正价值的民主政党制度。但是,两党制不是最好的民主政党制度;最好的民主政党制度是多党制。因为多党制是三个以上政党联合(或轮流)执政。这意味着,多党制与两党制有所不同:两党制是多数公民代表与第一少数公民代表轮流执政,第二少数公民以下的所有少数派都没有自己的代表执政;多党制则是多数公民代表与第一少数派以及第二少数派以下的众多少数派代表联合执政,最接近完全符合"多数公民与少数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民主根本原则,因而是最好的、最优良的民主政党制度。     

丘吉尔和鹦鹉

丘吉尔生前酷爱养宠物,最宠爱金刚鹦鹉查理。这只雌性金刚鹦鹉脸上没有毛,长着长长的尾巴,胸前是蓝色和金色相间的羽毛,非常漂亮。丘吉尔怀着极大的热情,每天教查理一些简单的话语,如"Hello"、"Good-bye"等。查理非常懒惰,大半年内一句话也没学     

论我国公共精神生长的历史进路

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公共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没有公民公共精神的现代生长,就难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为了响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强音,我们必须了解公共精神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表征。通过对公共精神生长的历史考量,不难发现,公共精神的生长呈现出不同的生态,在其生长发展体系中,公共精神的历史进路是:在自然社会中的蛰伏与异化,在政治社会中出现“病态的狂热和虚妄”,在公民社会中回归“理性和真正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