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 --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

五四文学思潮的性质历来被归结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但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看,五四文学思潮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最初的、局部的批判。浪漫主义反抗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现实主义批判现代化对人的价值的毁灭。五四文学鼓吹现代性,包括科学和民主,而不是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思潮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启蒙主义。虽然五四文学也引进和借鉴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由于启蒙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选择和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对张爱玲小说中畸形婚姻的再认识

张爱玲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以理性的目光审视着由变态的物欲和性欲所主宰的两性婚姻关系,鲜明的人物塑造和细腻的心理描绘揭示出人性的颓废和泯灭。与同时期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相比,张爱玲的作品缺乏追求个性的叛逆精神,更多表现的是虚无的自我满足和逆来顺受的奴性意识,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认同既是当时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作者自始至终无法超越自我的时代局限。     

启蒙精神与民间视野的变奏——张爱玲与杨绛戏剧比较论略

在戏剧结构、小人物的金钱与情欲的切入点选取、对新文学"人的文学"观的呼应上,上海沦陷时期的杨绛和1955年赴美的张爱玲在戏剧创作上多有相似.但在文学叙事格局、悲剧内涵理解、文学精神谱系与渊源等层面,二位女作家的剧作颇多差别.杨绛的剧作基于五四文学启蒙精神,在有限的创作格局中呈现了一代知识人的悲剧命运,张爱玲的剧作继承近代以来市民文学精神,既叙以普遍人性悲剧,亦偏好书写小人物们的小小得意和小奸小坏.这呈现了海派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路径,丰富了海派文学内涵.     

启蒙叙事传统中的中国女性文学

将中国女性文学纳入启蒙叙事传统中,通过启蒙思潮与女性文学的内在一致性、启蒙话语下女性文学的文本特征、启蒙对女性创作的启示三个方面,阐述女性文学的诞生与启蒙思潮的不解渊源、女性解放的主题与启蒙主题目标的高度一致、女性文学的两大高峰与启蒙的两大高峰相互应和、启蒙的先天不足造成女性创作的后天失调等现象和原因,指出在当下＂启蒙死了＂的哀悼声中,作为个人自由的启蒙精神将永存。启蒙思潮促生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性文学,而女性文学走向个性化又进一步深化了启蒙文化的意义,为启蒙提出了新课题。     

评水晶的张爱玲研究

水晶是张爱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自身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解读融入了自身的创作甘苦,有许多真知灼见,贡献多多。美中不足的是他受西文影响而有不着边际之论,对有些作品不能切中肖綮,对中国左翼文学更多有偏见与妄言。     

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五四启蒙思想由于对传统性的全盘否定成了“无根状”思想。寻根文学表现出了更多的对传统的认同、欣赏甚至迷恋,而完全丧失了主体性和批判精神。这样,寻根文学追求的“国民性重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法国启蒙文学中三个基本问题的认识

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史叙述中存在着一些需要重新认识和探讨的具体问题。文中围绕怎样重新评价法国启蒙文学成就、认识法国启蒙文学发生机制，以及如何认识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中的公共文体问题，探讨了重构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史的可能性。     

张爱玲研究的“关键词”——张爱玲研究回顾

张爱玲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其众多的研究成果大致可用女性·情欲、婚恋·亲情、市民·家庭、上海·香港、乱世·苍凉、悲剧·生命、红楼·基督、镜子·月亮、通俗·现代等,九组“关键词”予以梳理和归类,由此,更加清楚地观照张爱玲研究中的成绩与不足。     

日本启蒙主义文学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受到了日本启蒙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日本政治小说、明治维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论都成为其文学启蒙思想建构的宏富资源,可以说,日本启蒙主义文学是其文学启蒙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     

从“个人”到“人民”——论“五四”人的启蒙及其对当代人民文学的开启

五四运动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开端,也同时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个性解放”和“大众”运动这两重含义,“个人”这一话语在五四初期得到彰显,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救亡思潮出现,其蕴含的大众化、人民性的这一面被揭示出来,而人民性也恰好是开启当代文学的标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启蒙,也兼具当代文学意义的人民性,在当代的意义并未失落。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五四”以来女作家群的女性文学

本文从“五四”时期到新时期文学这一历史阶段,对女性文学的产生、发展、演变进行了探讨,从而勾画出一条耐人寻味的嬗变演进轨迹,即女性文学的性化——異化——回归和无性化.作者认为:女性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又回到她自身规律上,这不是一种偶然,是作家主体意识加强,文学摆脱政治的羁线回到自身规律的一种必然趋势.女作家大可不必为自己作品纤弱、柔美而不安,她是一种审美的表现层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她们完全可以自信乐观地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这才是女性文学的归宿.     

新时期文学：“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

＂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思想、文化、审美的新启蒙时代。其间文学的变化发展经历了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着巨大区别的阶段：从文学连接＂五四＂传统、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弘扬人道主义的思想、文化启蒙时期到文学回归自身,走向审美的艺术多元、创新时期,由此促成了＂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从而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恩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萧红、张爱玲文学视角比较研究

作为五四时期中国文坛耀眼的明星,萧红和张爱玲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心理、生存状况。由于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形成了二人苍凉悲苦的作品基调,却又迥然不同的文风。如果说萧红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状况,“哀其不幸”,那么张爱玲则是以“冷傲”的姿态站在女性之外对女性的生存加以审视,“怒其不争”。     

论延安启蒙文学的三种精神取向

延安启蒙文学承续五四文学传统,蕴含丰富多样的启蒙精神。具体而言,丁玲对延安民众精神病苦的揭示继承了批判蒙味的启蒙精神,萧军对五四个性主义的张扬彰显出个性主义的启蒙精神,王实味提出对人的灵魂的改造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深入探讨延安启蒙文学的三种精神取向,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到延安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建安文学与“五四”文学

建安文学和五四文学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异数,两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大体相同,作家的创新意识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文体变革也有某些相似,但作家队伍构成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形成的自由主义倾向也有很大差异,建安文学倾向于个人主义,带有浪漫主义性质,五四文学则是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     

“五四”启蒙与国家想像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启蒙运动,因近代以来中国具体的历史困境而背离了个性解放之"核心大业",走向参与构建民族国家的政治想像.正是因由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想像,民主与科学完成了国家拯救的工具化转变,新知识分子批判旧传统、重建国民性,则是要为新的政治共同体确立一个新的立命根基.因此,启蒙背后可以感受到民族主义潜流的推进.     

论茅盾的"实践型启蒙文学观"

茅盾前期的启蒙文学观不但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和现实针对性,而且富含系统性的建构趋向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中表现出十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实践型的启蒙文学观"。强烈的启蒙意识使茅盾文学观的启蒙负载与启蒙内涵极度膨胀,并潜在地影响了他的文艺观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