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内山完造两信系年考

鲁迅研究室编辑、一九七七年十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所载《新发现的鲁迅书信》第二一、二三号致内山完造的两封书信,是两通便笺,因为都不是正式的书信,所以均未见《鲁迅日记》的记载,信的落款也未署时间。这两封“新发现”的信,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所写,看去漫无边际,似乎无从嵇考。在编入《鲁迅研究资料》时,二一号信由编者系年为一九三六年,对二三号信则一     

鲁迅致增田涉一信中的两处笔误

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译文)开头写道:“七月四日信收到。上海的寒暑表,室内七十度,室外七十七、八度。”(《鲁迅书信集》第1140页)我怀疑排印有错。查看根据增田涉赠送的手迹照片影印的《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第34页,没有错。据我推想,第二句应是鲁迅回答增田一涉对他生活、身体的关心,特意写出的。     

张謇教育论著系年考订

在关于张謇的史料研究方面,目前最权威的《张季子九录》和《张謇全集》在编辑之时,因疏于考证和校订,致使对一些文稿的成文时间标注失实。文章以张謇有关文教事业的文稿、演说辞等为范围,进行考订,期有裨于学术研究。     

鲁迅致郁达夫佚信新证

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发表了顾家干关于新发现鲁迅致郁达夫的一封信的考证。5月14日,该报又发表善文写的一篇考证。同时,《鲁迅研究动态》总第十三期上发表了王自立陈子善为此信作的详细考证文。可见这封信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三篇考证都说西德汉学家马汉茂辑录的《给郁达夫的信》一书收入了“两封鲁迅致郁达夫的信”,其中一封“手迹制版又载1975年9月25日香港《文汇报·笔汇》”,因此而被收入     

鲁迅致胡今虚信六封简述

本刊1986年第2期,曾发表了浙江绍兴师专鲁迅研究室主任谢德铣副教授所撰《鲁迅致胡今虚信三封简述》一文,受到学术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的重视和关注。鲁迅致胡今虚信共有六封,现将其余三封信的简述继续发表于下,以飨读者。本文标题中的“信六封”,是包括前文已简述的三封在内的累计数。     

鲁迅致胡今虚信三封简述

胡今虚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浙江温州人,今年71岁.胡今虚与鲁迅先生见过面,但并未作详细的攀谈·然而他对鲁迅十分崇敬,早在三十年代就与鲁迅多次通信联系,并改编过鲁迅译著.在《鲁迅书信集》中,就收有鲁迅复他的信六封.一九五○年胡今虚在杭州工作时,曾编定《鲁迅作品及其他》一书。许广平特为之写了跋语。后由上海泥土社出版.当时,我国学习鲁迅,宣传鲁迅精神的作品不多,这本书在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有较大影响。曾受到冯雪峰、唐弢等同志的好评.近三十年来,由于“左”的影响,     

鲁迅与辛岛骁——读鲁迅《致辛岛骁信》

新版《鲁迅书信集》收录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日本友人辛岛驍的信。鲁迅与辛岛驍的交往,始于北京,终于上海。见面次数不算少,互相通过信,然而大多佚失,这是目前仅存的一封信。此信先曾刊载于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十二卷,二十年间一直未见汉译,直至新版《鲁迅书信集》出版,才见编录。     

《沫若文集》部分作品系年考订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剧作家,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郭沫若同志一生的著述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宝库的珍贵遗产,学习和研究郭沫若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迫切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终始边疆：屠述濂仕宦年谱与政绩系年考订

清代湖北孝感（今湖北省孝感市）监生屠述濂,乾隆四十年以捐官入仕,分云南使用。由府经历,历任县丞、州县官,升永昌知府、东川知府,护理迤东道,升迤南道,嘉庆初期屡立军功,赏按察使衔。嘉庆五年,染瘴气卒。其一生仕宦在滇,政绩卓著,于铜盐大政皆有重大建树,百姓感念。屠述濂的传记,目前所见除其子屠之申在家谱中所撰《南洲公传》外,云南、孝感诸方志亦多其传,但皆较简略,所载屠述濂履历政绩多有龃龉与系年不清者。今据云南诸府州县志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颇可依年辨证清晰。屠述濂作为一名中下层官员,一生为巩固和发展西南边疆所做出的贡献,善始善终,值得历史铭记,其精神风格值得传承,从中也可窥见清代文书政治的一些疏漏。     

《鲁迅书信集》系年质疑

鲁迅在光辉战斗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书信。鲁迅书信和其他鲁迅作品一样,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思想性。它不仅忠实地记录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斗争道路和社会关系,从各个侧面反映了鲁迅这个“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光辉形象,而且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他所生活时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是我们学习鲁迅和鲁迅著作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我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光辉文献。在今天是我们彻底批判“四人帮”的锐利思想武器。     

《鲁迅著译系年目录》补正及其他

纪文所辑的《鲁迅著译系年目录》(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二辑.以下简称《系年目录》),以时为序,将鲁迅著作和翻译统加编次,对各篇写作或翻译的年代月日和最初发表的时间、报刊等项,都作了校勘,凡查明者均一一注出.这对于检索核查鲁迅的著译,按照历史的顺序学习鲁迅的作品,借以考查作品所论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因果始末,研究鲁迅的战斗历程和思想的发展等等,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由于鲁迅著译浩繁,有些     

新搜集的鲁迅《致××》信的收信人和写信时间考

《鲁迅书信集》出版以后,《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文学》第六十期,发表了《十五封新搜集的鲁迅书信》。第十三封《致××》信,倪墨炎同志在《关于十五封新搜集的鲁迅书信》(《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一文中指出:“第十三封信曾刊《人间世》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二期,收信人姓名被略去。”     

李清照两首诗词系年辨析

对李清照现存的诗词文赋进行编年,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本人仅就李清照避难金华期间所作两首诗词的系年问题作一点考辨.李清照《夜发严滩》诗,一作《钓台》,诗云:“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媿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关于这首诗的系年,李清照自己的文字中就有线索可寻.李清照《打马图序》云:“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傍午络绎,莫卜所之.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乍释舟楫而见轩窗,意颇适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     

文学考据的范式之作——读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

对公安派文学活动和"三袁"文学交游情况的研究,历来多有不定之处,钱伯诚曾指出,明代崇祯二年武林佩兰居<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40卷本"其诗文先后编排次序极为棼乱",故其殚精竭虑撰成<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实有开创之功.而其中疏漏,又有李健章<袁宏道集笺校志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加以专门考辨.但长期以来对袁宏道年谱、诗文系年、传记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并非一两本专著就能解决的.     

刺向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锋利匕首——读鲁迅写于病中的两封答信

一九三六年,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党内两条路线激烈交战,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动的前夜,鲁迅抱病"倚枕",饱醮强烈的爱和憎,写下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两封信.它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象锋利的匕首,直接刺向王明、刘少奇等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心脏,为我们今天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彻底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翻译环境对《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两个英译本差异的影响

本文运用环境翻译理论分析了决定《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两个英译本表面差异的深层次翻译环境因素,探讨了译文是译者向其所处的翻译环境积极"妥协"的产物,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其立场必然受到翻译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成功的译者必须适应翻译环境,被环境所接受,根据翻译环境调整翻译态度,确立自己的翻译立场。判断一篇译文的好坏不应该仅仅采取孰好孰坏的态度而应根据翻译环境所赋予其的使命及目的采取综合全面的态度。     

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综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的发表,对研究西周至战国初期的历史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本文以《系年》第二章其中关系到两周之际历史的材料进行考察,以增加人们对此段历史的认识。关于西周的灭亡,在传世文献中最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国语.晋语一》晋大夫史苏言:"周幽王伐     

布利特1933年11月15日致罗斯福的信——蓄意编织的历史伪证

文章论证了美国务院特别助理布利特1933年11月15日致罗斯福总统的信,是蓄意编织的历史伪证.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     

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

《通典·州郡典》十四卷,颇为详尽地记录了唐玄宗天宝初年各州郡的地理情况和户口数字,并与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数各各不同,是研究唐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对其户口年代加以确定,很有意义。有的同志参照《新唐书·地理志》所言“天宝元年”之数,推断《通典》所载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之户口数。经过分析考证,我们认为《通典·州郡典》所载户口当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之数,而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则系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之数。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