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与社会和谐——北欧模式探源

经济发展是否必须以社会和谐为代价?公平与效率二者能否兼得?这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目前仍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作为发达国家中的后来者,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这几个北欧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所谓"中间道路"。自那时以来,这几个国家在实现了经济长期以来相对稳定、高速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北欧模式。虽然北欧模式也历经艰难曲折,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欧洲一体化更是向具有地域特征的"北欧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但是,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所使用的各种指标测算,这几个北欧国家仍无可争议地属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最安定、最和谐的国家。与此同时,按照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每年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近几年来这几个北欧国家又一直名列前茅。也就是说,北欧国家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实现了社会和谐。北欧的社会发展的确有其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决定了北欧模式不能被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但北欧模式的成因并不在于、至少主要不在于它的一些特殊条件,而在于它顺应了生产社会化——其中包含着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力生产两个方面——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社会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说,北欧模式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论北欧社会发展模式

丹麦、挪威、瑞典这三个北欧国家，自确立福利国家制度以来，社会发展水平名列世界前茅，由此，确立了独特的“北欧社会发展模式”。“北欧社会发展模式”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条件。北欧的社会发展，既有成功的因素，也有深刻的内在矛盾。     

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动力

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并且提出"借鉴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张,提高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表现出了民主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北欧工人阶级政党通过选举控制了议会,实行各界协商,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贫富差距极大地缩小.正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在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条件下,经济学家发现专制政治是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的帮凶.绿党认为只有发展协商的基层的民主才能够有效地保护环境.环境危机要求权利下放,推行"非暴力"的、全民的政治运动,环境危机构成了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的外源性动力.知识工人阶层是推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阶级力量.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是人类已经探索出来的适应新环境的最好的文明模式,地球上的一切人类成员,特别是握有巨大权力的政治家们,都应当毫不含糊地珍惜它,根据不同的国情学习它,发展它,完善它.     

论北欧社区工作发展的动力及其制度环境

本文从基层社会网络、志愿者社团、中央和地方政府三个方面,对北欧国家社区工作的动力机制进行了考察。文章研究了上述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本文也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把社区工作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研究了社会行动、地方民主和福利国家等要素在北欧社区工作发展中的作用。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北欧社区工作模式的形成及其制度背景,从而探讨北欧经验对于中国社区工作发展和构建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论和实践分析

战后北欧出现了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局面,他们建设＂福利国家＂的经验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和典范,被看作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成功地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其理论和实践的主要特点就是：注重经济发展,重视社会公平,福利国家建设深入人心;注重阶级合作和政治妥协,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北欧模式带有鲜明的改良主义色彩,其实质上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     

景观时间:作为景观商品的虚假消费——论德波的"景观时间"观

德波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发达资本主义基本上存在着两种时间模式即循环时间(tempscyclique)和不可逆时间(tempsirreversible)。循环时间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遵循的时间形态。不可逆时间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人们生产生活所遵循的时间概念和模式,它是一种虚假循环时间。他开创性地提出了"景观时间"概念。景观时间作为一种虚假消费,是影像消费的时间和时间消费的影像,它以消费/休闲时间的形式展开其景观商品布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景观布景达到意识形态隐蔽控制和社会统治,在某种意义上说,景观时间深刻地揭露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下如何实现生育率翻转?——东亚和欧美的经历及对中国的启示

从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来看,中国正处在一个"低生育陷阱"的风险中。既有经验表明,低生育率有三种发展路径:翻升、持平、持续下坠。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持续低迷背后的原因;也考察了实现低生育率持平甚至翻升的欧美发达国家,发现不同的福利模式具有不同的提升生育率的作法。通过比较,发现北欧模式与自由主义模式中的"去家庭化政策"(托育)比欧陆保守社团主义模式的"再家庭化政策"(亲职假、津贴)对提升生育率更为有效。而重视性别平等政策的北欧模式比自由主义模式更能普及照顾弱势,因而提升生育率的效果更好。以此总结了以上经历对中国可能的启示。     

社会互构的理路与东亚的共同繁荣

东亚通过独具特色的进程形成了与欧美现代化极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东亚特色的一个重要基点也许在于一些学者所 说的"文化东亚",即儒教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文化内聚力和整合力。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 威权机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某种共性。如果用"社会互构论"的眼界和理路,可以将中、日、韩三国 为核心的东亚视为"区域性互构共生体系"或称"东亚互构共生域"。这里的"互构"是从主体行动、权力、权益的自主性和平等性 来检视"东亚互构共生域"前景的。主体的差异性是"社会互构"的基本预设前提,因为差异才可以言互构,越是差异也就越要求 互补,通过求同存异的过程来求得互构共生的最佳值。东亚的兴起本身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旧式现代性的一个有力挑战。中、日、 韩三国对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共同关注,将重建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通 过对三国的共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政党和政府精英的腐败、三国自由贸易的推进,以及经济、 政治、文化领域如何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对国际关系秩序以及全球化进程形成深远的影响。中、日、韩三 国应当尽可能地达到三赢互利,避免     

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美、英、法终身教育比较的启示

终身教育理念已成为世界性的教育思潮,它作为现今国际上流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成为知识(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文章以比较的视角分析美、英、法三国的终身教育发展的异同,通过吸收美英法三国终身教育发展的经验,为我国进一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供借鉴.     

中国、巴西、印度三国利用外资政策和绩效比较

综观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历史,以中国、巴西、印度三国成就最显著。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到了80年代后期巴西和印度也先后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本文分析了三国在不同发展模式下利用外资政策异同、效绩差异及其内在根源。     

信任模式研究综述

信任无论是作为社会资本还是一种软的文化力量,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都不容置疑。各家学者都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秘信任,信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它是受社会环境形塑的"社会事实",因而不同社会就有相应的信任模式。而作为一种类型分析概念,信任由于受社会环境、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的差异造成模式划分的众说纷纭,但无论是从信任基础和维度视角的静态类型划分,还是从信任程度和发展过程作动态体察,中外信任模式研究总体上体现了"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存,以及模式研究预设的实践性和理论演绎性特征。通过信任模式研究文献梳理,为消弭社会转型期中国信任危机提供理论指导,并试图挖掘有生命力的信任模式。     

全球化及其理论与人类社会普遍发展理念的提出

就全球来讲,当代社会处于非均衡、非普遍发展及在某种程度上的畸形发展状态。从理论层面看,是缺少在资本主义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当今阶段人类社会如何全面发展的理论支持。人类社会普遍发展理念的提出,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以建立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社会为目的,为将来实现人类终极价值目标所做的理论上的探索。北欧和欧洲及中国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上的有益探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人类社会普遍发展的呼声和价值取向,实现三者的融合与创新,将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创造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富裕的世界。     

回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兼与段忠桥、赵家祥二位教授商榷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实提出过五形态理论,但这一社会形态理论仅只适用于欧洲社会演进的模式,而不能把这一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不能说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三者之间是前后依次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因为,此时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已发生变化,已把它区分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即在狭义和广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原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被看作是人类社会早期普遍经历的历史阶段。除了提出适合于欧洲社会演进模式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提出了真正适合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三形态理论"。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

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自始保持着对陷入"现代化框架"的警惕."良性互动说"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学者反思和超越西方公民社会研究范式的努力,但它更接近于一种理想模式,现实解释力不足.建立在范例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团主义、自主与镶嵌、分类控制等理论同样存在局限性.浙江温州商会的发展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温州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有借助于民间传统和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在地方政府支持和培育下快速发展,兼具自主性与依附性,与政府结成了稳定的合作互动关系.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存在一种"温州模式"表明,温州经验具有某种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一些可推广的成分;它还表明,经由这一模式,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有可能超越现有争论,形成新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民主”何以成立

理论界提出建设“中国式民主”的主张虽具有正当性,但这一民主模式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它能否回答并解决好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式民主是阶级的还是全民的;中国现有的制度模式如何有效落实“人民作主”的原则;这一模式如何得到国内人民与国际社会的认可;它如何回应谁拥有民主定义权的问题;它如何在实践检验中证明自己比西方或北欧民主优越。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式民主才能成立。     

温州公民社会的演绎进程

"温州模式"所演绎的公民社会成长的逻辑路径与发展进程说明:政府职能转变、民营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温州模式"下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有着明显的地方特征,但这一发展历程却也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发达国家审计发展及其对中国审计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成果。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离不开国家审计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国国家审计治理现代化需要吸取发达国家审计发展经验。本文考察了国家审计立法型模式、司法型模式和独立型模式的代表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三国国家审计发展过程及其政治意义、国家审计的制度环境与运作机制,从发达国家审计发展经验总结其对中国国家审计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作为中国政府财政责任控制工具的国家审计,应当适应中国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中国制度环境协调,形成审计协同治理体系。     

国家祀典类遗产的当代传承——以中日韩近代以来的祭孔实践为例

作为仪式政治的重要手段,国家祀典在王朝时代结束之后就丧失了其原有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从而变为一笔公共的文化遗产.当代人应如何保护和利用这笔遗产,使其既能发挥传承文化的作用,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日韩三国近代以来的祭孔实践,分别代表了国家祀典的三种传承模式:韩国的以承续古礼为目的的国礼模式,日本的完全民间化的模式,和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半官半民式的地方公祭模式.通过比较作者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公祭模式不仅是历史发展使然,而且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地方公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要操作得当,便可充分发挥其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历史功用.     

美日德产融结合模式比较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产融结合对于社会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融结合问题已被人们所重视并成为经济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在对产融结合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主要对美国、日本和德国三国的产融结合模式做了比较分析,并在对他国产融结合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我国应在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及发展战略、金融及经济的稳定性以及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下,选择适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的产融结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