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论先秦时期的“形式”观念

我国土古时期就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类形式观念,商周时期,形式的“形而上”内涵落身到政治王权的统治层面,呈现出“狞厉”、“庄严”的时代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性解放和文化大发展的步伐。形式呈现出“人文”和“理性”的多元内涵。从人的认识观念出发,与西方“形式”内涵更为贴近的是贯穿于天、地、人与古今的“文”。     

先秦哲学中的“静”观念

静,最初与动相对,后来逐渐发展出政治安宁等褒义,并在春秋时期具有了德行的意义。先秦儒家十分重视静,孔子以静比喻"仁者",孟子讲"不动心",荀子讲"虚一而静",都认同静在工夫修养中的意义。但在儒家看来,静并不是第一性的观念,它是依附于礼或心的第二性观念。而在道家思想中,静被视作第一性的观念,是可以代表道的,所以静是道家本体论、宇宙论、修养论的重要观念。在法家和纵横家等其他先秦诸子的理解中,静则被视作一种有效的工具或方法,来实现政治目的。经过先秦哲学的发展,静具有了工具性、工夫论、本体论等丰富含义,这是动所没有的。     

论先秦儒家“博物”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自秦汉至魏晋,知识界涌现出一批以《博物志》为代表的博物类书籍,它们具有类似的叙事模式,其思维源头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博物”观念。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中,“物”不仅包含“鸟兽草木”等具体之“物”,还涉及记忆、经验等具体之“事”。作为认知的客体与主体,“物”“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客体“物”的存在是主体认知的外在前提,主体“我”的道德情感则是生成“物”之善恶的关键要素。孔子对于周人“敬天保民”思想的哲理化是儒家产生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博物”遂成为儒家实现“君子人格”理想的重要支点。     

论先秦儒家“礼”观念的层次及其意义

孔子重“复礼”,而礼的核心是等级观念,因此学界多称其政治上保守。但当时有等级观念者非仅儒之一家,不应以此观念定性儒家政治上的进步与保守。从层次上看,儒家赞同的等级观念包含着大量人类文明信息,不但不保守,而且非常先进,对今天的政治生活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中,“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论者多将其直接解释为“道德”,这对于理解先秦时代的“德”观念是不妥当的。大体说来,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观念都没有能够摆脱天道观念的影响。“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代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德”观念的发生与发展的道路,对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先秦儒家的社会管理思想

先秦儒家以人为社会管理的中心 ,以分、和为两种必要的社会管理方式 ,以礼、乐为社会管理的激励和教化机制 ,体现了社会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精神 ,可以为我们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 ,提供参照与借鉴。     

论先秦时期的霍山神崇拜

先秦时期,霍太山和霍山神的崇拜盛行,霍太山作为历史上的“五镇”之一,在其早期发展中就被赋予了浓厚的人文和历史含义。之后,由霍太山崇拜衍生出的霍山神崇拜形象多变,对霍山神的信仰方式也不尽相同。先秦时期的霍山神崇拜有诸多自身特色,其中对霍山神崇拜影响最大的仍是政治因素。     

先秦儒家“和”的精神生命研究

"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范畴。从静态上看,"和"的精神生命是"中和",反映了人的现实性存在;从动态上看,"和"的精神生命是"和生",它反映了人的超越性存在。二者相互圆融,展现出"和"的精神生命全貌,共同构成了人的基本在世结构的价值关系。"和"的精神生命之所以强大,在于仁、礼、义相互融通,为"和"的精神生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的精神生命仍然在当下延展,它为现代人走出内心困顿、处理好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先秦时期“社会公正”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公正思想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对广大社会成员不论贫富、贵贱、智愚、强弱、亲疏、远近,都一视同仁;强调公正与私行的对立,确立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认为社会公正应是圣王国君和各级官吏的基本道德。实现社会公正,一是法制的作用,行公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可靠保障;二是最高统治者国君的作用;三是以官吏选拔方面的公正公平去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先秦诗乐之教与“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期专称统治阶级,后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阐扬其精神价值,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尊奉的道德人格化身。在君子人格的培养中,以《诗经》礼乐教化为核心的“诗乐之教”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在西周时期的官学,还是由孔子开创、惠及普通士人的私学,诗乐教育教与学的设置都非常体系化,以提升君子“雅言”和“雅乐”的修养。通过诗乐对身心的培育与修养,最终形成的君子人格,是内在完满道德与外在仪容举止相互统一的美善境界,并希冀通过一乡一地的努力,使得普天之下都在礼乐教化的影响中。     

先秦儒家“思”的哲学

思是哲学的来源之一,中国先秦哲学中有关于思的丰富认识。在孔子之前,思具有德性、知性、情感等多重含义。孔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指出:思的对象应当是仁,思的标准应是"无邪",思和学需并进。曾子将孔子的思予以了内省处理,认为人只有经常做反省内思的工夫,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子思建立了"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的模式,使天道性命相贯通,并将思的地位大大提升。孟子进而认为思是人心的重要功能,仁义礼智等善端,都需要人心通过思来得之,否则人就会顺从耳目等血气官能而作恶。荀子则从知性之思的角度发展了思的观念,认为只有保持内心的"虚壹而静",才能获得正确的思。     

“和谐”:亚洲神学的核心范畴

神学最原初的意义是关于神的科学。但对于亚洲人,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与"神"打交道,则是为了他们自己当下和将来的生命。这与西方学者对神学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亚洲神学重在关心生命而较少关心"神",只有在人们关心生命时,"神"才会参与进来。为了生命,人们必须培养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并把它们作为对象。因为,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生命;正是神、大地、人的和谐,决定着人的命运——只有和谐状态下的和谐方式,才能赋予生命、维持(延长)生命、发展生命。所以,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可以用"和谐"来表述——"和谐"是生命的形式。在中国哲学中,"和谐"既是生命的手段也是生命的目的。作为手段,处于结合、融合、合成等形式中的"和谐"是最具普遍性和必要性的东西;而作为目的,"和谐"就是幸福。由于和谐是生命的动力、条件和形式,它揭示了宇宙伦理(神学)与人的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谐"本身便可合理地作为规范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原理。这就是为什么把"和谐"看作是亚洲神学和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之原因。     

论先秦荣辱观念的基本理论问题

中国传统荣辱思想在先秦时期已经非常丰富和深刻,思想家们对于荣辱观念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先秦荣辱观念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涉及荣辱与人性、德性、行为、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关系,具体包括荣辱感产生的人性根源,荣辱评价的德性基础与行为依据,荣辱感的建立所需的经济、教育等社会条件,荣与辱的辩证关系,对于荣辱的超越等。     

先秦“尚大”思维论

先秦思想界 ,涌动着一股“尚大”思潮 ,其本质在于对终极依据的追求与探索。大的 ,就是美的 ,就是好的 ,就具有终极价值意义 ,这种观念风行一时。纵观先秦思想界 ,尚“大”已经构成一种思维的存在。在此 ,“大”,已非一个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时空概念 ,或传统意义上纯粹的美学观念 ,而是一种人文观念、思想范畴 ,具有极大的抽象涵盖性。几乎所有先秦思想家都曾对其进行过描述、论证。举凡自然、社会、人事、审美、思维活动 ,凡是最好、最高级、最完美之物就称之为“大”。而这些“最大”之物 ,正是先秦诸子们不厌其烦所讨论的要义。若抽去它们 ,一部先秦思想史就会黯然失色。     

先秦孝道的生存功利精神

孝是先秦诸子为家庭和社会伦理所进行的理论设计 ,具有较强的生存功利精神。孝道在后世发展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本文试图透过先秦孝道之表象 ,探求其蕴含的生存功利精神。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之“和”及其三个维度

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十分丰富,其资料浩若烟海.但是,其基本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已初具雏形,并内涵了其基本的特征"和"之思想及其三个维度:儒家的"德和"思想,道家的"天和"思想,郑声的"心和"思想.它们影响着中国音乐美学以后的路径和走向.笔者拟就此一问题,谈点陋见,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先秦易学的“公共阐释”——兼论从春秋“士易学”到“儒门易”的演变

当下的阐释学大讨论,已经从概念的探讨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化。在此背景下,以典范的阐释现象为研究范本,将当下热议的一系列阐释学范畴融汇到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很有必要。先秦易学便是这样的鲜活范本。对《周易》经传关系的梳理,可以探讨传统易学中那些暌违了历史事实的所谓“非历史阐释”的表现形式和衡量尺度;对春秋“士易学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寻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更创造性地启发了先秦易学阐释的“士易学”阶段,为易学阐释史的分期断代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而考察“士易学”到“儒门易”阐释范式的转变,正可印证“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及其“隐”与“显”等议题。总的说来,注重阐释效应的“公共阐释”研究,为先秦易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种“自下而上”的阐释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鲜活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