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其七十九探微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和其七十九,历来无确定之解释。事实上,只要从诗歌所用典故入手,结合阮籍思想与所处时代进行疏证,就可得出结论:其五十六是阮籍回应谗佞之人猜疑与责难的作品,其七十九是悼念嵇康之作。     

阮籍《咏怀》诗女性意象及与《离骚》的传承关系

阮籍诗歌意象丰富 ,它表现了诗人不拘礼法的浪漫文人性格和深情至性 ,代表了诗人对纯精神的自由境界的追求。无常是阮籍《咏怀》诗的基本基调 ,诗人透过女性意象含蓄、幽微地呈现出相关的意旨与情感。《咏怀》以女性意象作为理想和精神追求的载体 ,和《离骚》有密切的历史传承和拓展关系。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左思、颜延之、萧统、陈子昂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的开掘、接受、内化与突破上,以及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认知上的拓深,可以看到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亦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出入于《咏怀》——王夫之拟阮诗探究

王夫之拟阮籍《咏怀》,效其形貌而抒发君子贞固之心。八十二首拟诗大都模拟阮诗体格,除仿照原诗句法、章法外,还效法其深远蕴藉、寓婉于直的抒情风格和以兴喻理的说理方式,多比兴寄托。他虽有意效仿原诗起兴的景物事理,创造与原诗相通的情景,却多能自写怀抱,抒其贞固恒定之心,表现自己以义安命、守志不移的立身处世之道,与原诗异趣。虽然怀抱有别,然其“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又与阮诗暗合,可谓出入于《咏怀》之间。     

苦闷的象征——论阮籍《咏怀诗》的心理体验及叙说方式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这种意旨模糊缘于作者对苦闷的心理体验和对人生困境的思考。作者借助否定、隐喻、虚化等语言策略和意象经营手法,把复杂的心理体验导向多义性的诗学叙说方式。以阮籍苦闷的心理体验为切入点,可以更深入认识《咏怀诗》“诗无达诂”的诗学特征。     

论阮籍的《咏怀诗》和郭璞的《游仙诗》

阮籍的《咏怀诗》和郭璞的《游仙诗》 ,前者关注人生而后者高蹈世外 ,其实咏怀和游仙只是题材有别 ,言志抒情的本质是相似的。他们都是把游仙当作排遣人生苦闷、实现理想的一种外在的手段 ,咏怀才是诗歌的精神实质。     

阮旨"遥深"的诗学阐释 ——从阮籍 《咏怀诗其一》 的用典说起

关于阮籍 《咏怀诗》 的细读,存在"止而不言,各自体会"主观强解",以及"回归语词,感悟式理解"几种不同的途径.陈寅恪、 黄节、 萧涤非先生所代表的重视"用典",通过典语读诗的方式,立足于文本及其现实的语境关联,实现进一步的深入文本.以此为视角,以阮籍 《咏怀》 第一首为例,可见其在某种程度上叠加了"今典"与"古典"的双重意味,一方面呈现理想的君臣际遇;另一方面,言现实中贤人在当下的政治中缺失了理想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归宿,皆欲离开国家政治高飞远走.虽未直接讽刺批判时世时人,然委婉遥深地表达了对于当下政治现实的担忧.此种意旨正与当时的诗学语境、诗语语境、 历史语境以及阮籍前期济世情怀相契合,当为正始时期阮籍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本质及影响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揭示这种影响的本质有三个方面：阮籍自身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弥漫在阮籍人生悲剧中的是一种济世不能又委命求存但却济世不灭的满怀悲情,故阮籍终其一生在对生命一往情深的眷顾与抗争中不断体会惨烈的绝望,而又在绝望中不断地抗争着。     

阮籍《咏怀诗》与咏怀诗的产生和发展

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复杂尖锐,他纵酒谈玄,不问世事以避祸,对司马氏政权表面敷衍,实为消极反抗。他所作五言《咏怀诗》,猛烈抨击虚伪礼法,书写苦闷心情,及人生无常,全身远祸的消极情绪。本文分析其诗作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并探究《咏怀诗》与咏史诗的产生及发展之关系。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一条无法终极的归隐之路——论阮籍的首阳情结

阮籍诗文中多次用到首阳事典.阮籍对首阳事典的矛盾态度深隐着无望而望,望而无望的希望与绝望交叉的情绪结构.这种情绪结构也表现在"飞鸟"与"路"等意象乃至《咏怀诗》绝大部分篇目的整体结构里.这种情绪结构的形成缘于变态政治的压抑、缘于社会良知的要求,也因为普遍人性的冲动与受阻.     

阮籍《咏怀诗》中的"剑"

"剑"是阮籍<咏怀诗>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在诗中出现8次之多,它是阮籍英雄情结的象征,反映出在魏末政治高压下,阮籍仍然在苦闷中保持慷慨的底气,这是建安精神的延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阮籍使气以命诗",这一具有气势的诗歌特点通过"剑"意象得以体现出来.     

《咏怀诗》所见阮籍政治情感及思想历程

阮籍家世儒学,少有济世之志,这一背景对他的人生价值观有很深影响,虽玄学上造诣很高,但思想真正所奉乃内儒外道.但魏晋之际曹魏朝廷内的四次巨变,对阮籍的思想感情震动极大,其内心若干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严重扰乱.从<咏怀>诗中可看到,阮籍的思想历程,实以这四次事变为标志而逐步演进,经历三个阶段,在痛苦中获得了某种人生的觉悟.     

试论阮籍《咏怀诗》玄远意蕴的象征主义

本文试图从兴、契合、玄学三个方面分析阮籍诗歌的这种特质,以求更好的接近作品本身。     

论《西游记》的原旨与接受

长篇章回小说《西游记》问世以来,对于其原旨的探讨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各种见解层见叠出,相互辩难,而实际上这些不同的见解都是在各自主客观条件下所作出的阐释,都在丰富着《西游记》的内涵。从明代至今,对其原旨的探究似乎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进一步说明,《西游记》是一部具有象征意味的寓言小说。     

庾信《哀江南赋》作于入北早年考

《哀江南赋》是庾信“乡关之思”分量最重的作品.陈寅恪先生认为沈炯《归魂赋》直接影响了庾信《哀江南赋》的写作,并认为《哀江南赋》作于庾信暮年(公元578年).笔者重新考察了赋中“天道周星”这一重要信息,认为推算的基点应当为侯景反、梁台城乱起之年(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北通好、周弘正使周之年为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归魂赋》很可能在此时被带入北周,且该年距“大盗移国”正好岁星一周.故此,考订《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60年,庾信入北6年,距侯景叛12年,而非暮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