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的珍贵文献——读王铎同志的《五十春秋》

王铎同志的《五十春秋》出版后,我以急切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这三十六万言巨著。王铎同志的光辉革命经历和极其丰富的革命史实,使我倍受教育,增长了许多历史知识。《五十春秋》反映了抗日战争开始到80年代内蒙古地区党史、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公布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革命史料,而月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评述,使我受益非浅。这部著作,对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确是一份珍贵文献。     

清人吕谦恒诗风辨

吕谦恒为明末书画家、诗人王铎之外孙,其诗学理念直承王铎.而王铎对明代诗学有拨乱反正之功.可以说,吕谦恒的诗学渊源及传承、变化,就是明清诗学风气演进轨迹的一个缩影,具有非常典型的作用.同时,前人对吕谦恒诗风的认识仁智各见,结论乃至完全相悖,故梳理吕氏诗风更见必要,对研究清代诗学具有重要意义.     

王铎书法的崇古观念与艺术风格之矛盾的心理阐释

王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书法家,由于其在政治上的无望和降清时期处于“贰臣”的谩骂中,内心充满了抑郁和矛盾,反映在他书法艺术追求上崇尚复古思想,内心追求魏晋风韵。与书法作品风格面貌的矛盾,也就是说他的审美誓言或者说其传达给人的表面的复古心理,与其真实的书法风格面貌产生了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有着深刻的时代动因和心理动因,挖掘王铎书法观念与风格的内在矛盾,阐释其心理动因,对于认识评价其书法风格与成就有着积极的意义。     

南明阁臣王铎“贰臣”命运源释

在明清易代之际,身为南明弘光政权内阁大学士、位居次辅的王铎,因率众归降于清朝而成为后世数百年来人们讥议不已的贰臣。王铎之最终成为"贰臣",既与其坦荡简易、不设城府的个性、久耽于文学艺术而注重现实感受、疏于政治理性的思维倾向有着直接关系,更与其在晚明腐败政治环境中日益感到人生追求和政治信仰迷茫有着紧密联系,而清初政治上压制和利用明遗臣的特殊需要则最终将他作为牺牲品而置于"贰臣"境地。     

《琅华馆帖》的文化价值

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和他的儿女亲家张鼎延往来的诗文及信函,由张鼎延雇请匠工镌刻成石碑,碑文称为<琅华馆帖>.<琅华馆帖>在当代被发现,现收藏于河南省洛宁县文管会,它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一是史料价值,由此可了解王铎和张家交往以及张鼎延之父张论的一些事实.二是文学价值,其中王铎、张论、张鼎延等人的一些诗文作品不见于有关的诗文集,足堪欣赏,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补充资料.三是书法价值,其中王铎的一些书法作品不见于传世的各种王铎书法作品集,极其珍贵,张鼎延的书法作品也颇具特色,有传世价值和审美价值.     

杨乃松

杨乃松字延年，室名：岁寒斋，男，汉族，1938年10月出生于河南武陟。杨乃松自幼禀承父教研习书法。初学汉隶，沉浸其间。尤喜《华山碑》、《曹全碑》的清丽流畅，《礼器碑》的华逸俊美，《张迁碑》、《鲜于璜碑》的气势雄健。逐渐形成了个性鲜明又各有特色的隶书作品风格。时而凝重古朴，时而率真自如。流畅中散发书卷气息，波磔间展现金石风味。随之工行、草书，取法二王、孙过庭，涉猎王铎、张旭、怀素等，追求二王的神韵超然、颠张狂素的飞动游转。熔百家为一炉，师古而不泥，逐步形成了秀丽飘逸、雅俗共赏的书风。     

王铎艺术成就简论

王铎艺术成就简论杨海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王铎（１５９２─１６５２）字觉斯，号痴庵，又号嵩樵，别署烟潭渔叟，河南孟津人，王铎天启二年（１６２２）成进士，崇祯朝为翰林院侍读、礼部尚书，宏光朝官至次辅。入清后曾为礼部左侍郎充太宗实录副总裁、太子少保、礼部...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情况综述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指引下,为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于一九七九年全国哲学规划工作会议上确定的。后将此任务具体落实到内蒙古自治区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立即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潮洛蒙同志为首共十二人组成了编辑《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委员会。并确定在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究研所内增设《蒙哲史》(《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简称)研究室,抽调专人从事这项科学研究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王铎同志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恢复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应将《蒙哲史》的研究工作列为全区的重点科研项目。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重视关怀下,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六经》是中国先秦的重要书籍,是考察中国古代自两千年前到四千年前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里面包含着部分的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弃其糟粕,采其精华,是可以古为今用的。《六经》是《易》、《诗》、《书》、《礼》、《乐》,《春秋》。其内容,《易》是关于哲学方面,《书》与《春秋》是关于历史方面,《诗》与《乐》是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礼》是关于典章制度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司马迁是中国的一个有名的历史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由于西汉距周代较近,司马迁又博学多识,其关于孔子与《六经》的记述是有其一定根据的。     

张载之学与《四书》

张载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非常重视与推崇,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应用,从而使《四书》成为其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     

梁鼓角横吹曲中同源乐歌考

梁鼓角横吹曲是现存北朝乐歌的主要部分,其六十六曲中的《陇头歌辞》与《陇头流水歌辞》、《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紫骝马歌辞》与《紫骝马歌》、《地驱歌乐辞》与《地驱乐歌》等四组乐歌,或曲名相近,或曲调可能相同,或曲辞有所关联,将这几组乐歌视为同源乐歌,对其在魏晋六朝时期内的创作、流变情况加以讨论,有助于对北朝歌诗的深入认识。     

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类篇》汇纂《集韵》又音考

《类篇》属于字书,具有实用性,要想了解其性质和用途等情况,首先应该弄清楚其编纂目的。将《类篇》与《集韵》、《玉篇》等韵书、字书相比较,通过它们在收字及收字排列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出《类篇》不是在《玉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而是《集韵》的多音字典,其编撰是忠实于《集韵》的。对于《类篇》编纂目的的考察,也有助于推进《集韵》、《玉篇》的研究。     

船山之“五经”关系论——兼析船山思想由崇朱而尊张之原因

作为儒者的王船山,对于儒家原典的诠释和阐扬是其思想体系展开的核心,其中对于五经之关系处理,显示出其独到卓越的见解,亦是其学说中心旨意的反映。船山以为,儒家思想的中轴在《易》,《易》为往圣所传之大道所在,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即儒学思想之正源与圭臬。而《诗》、《书》、《礼》、《春秋》都是对《易》所传往圣大道在不同层面不同向度的具体彰显与发扬。即是说,《易》为统宗,《诗》、《书》、《礼》、《春秋》为其条绪和节文。晚年船山以为朱子仅仅将《易》作为卜筮之书看待,忽略并遗弃了孔门圣教的思想根基,却发现张子学归易学,因而最终将张子学作为正学,由是船山思想由崇朱转而尊张,以之为要归。     

内蒙古社联举行首次全委扩大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一日在呼和浩特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全体委员、各学会的理事长、秘书长,各盟市党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或学会的代表,以及自治区有关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王铎同志在会上作了《做好学会工作,开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与会同志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认真讨论了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恢复三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如何开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的问题,对一九八三年各学会的科研课题和学会工作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考述——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8家(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何晏)。立足于《文选》与《论语》文本及相关文献,经过细致的考证,可以考定李善对这些文献的征引并非皆出于原书,除郑玄注(或其部分内容)外,其余7家注释皆来自何晏《论语集解》,故其实际引书仅为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二种。这一考察对李善《文选注》引书来源问题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从南北朝迄隋以至唐初,《论语》注疏类著作众多,但占据主流地位的只有郑、何二家,李善注对这两部著作的征引与当时的学术形势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从与李善同时或其前后学者之著作征引《论语》注释的情况中得到印证。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刘绚《春秋传》佚文考说

刘绚《春秋传》在宋元之时多有流传。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又其他著述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亦多引刘绚《春秋传》,兹并为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继承并推广了程颐《春秋》学,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实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春秋正辞》的书法

我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庄存与的论文中,对《春秋正辞》的思想特色与历史意义作出了说明,对其书法方面却没有论及。而书法历来是《春秋》学尤其是《公羊》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说《春秋正辞》从内容上具有不重微言,只讲大义的特点,与《公羊》学存在差别,那么,就讲求书法而言,则与《公羊》学如出一辙。从书、不书、当书而不书、不当书而书、常所书、偶所书等所谓《春秋》书法中,以推见圣人之义,是《公羊》学阐释《春秋》的特色,也是其与《左传》、《谷梁传》的区别。庄存与不仅在《春秋举例》与《春秋要指》中论列了这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