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受事·动词·施事”句

上古汉语有一种特殊的“受事·动词·施事”句,这类句子是受事主语句的一种,其中施事前面不用介词.该句式容易引起歧义,但它的使用受到多种限制,除了受语义限制和语境限制外,其中的动词也有限定特征.它是一种有标记的句式,上古以后逐渐消亡.     

“名(代)·之不·动”式新探

:“名 (代 )·之不·动”式来历被古汉语教材误解为用“之”字标志的宾语前置句式 ,本文从结构性质、结构特征、语意表达三个方面 ,通过比较互证 ,论述“名 (代 )·之不·动”式并非动宾结构 ,而是否定式主谓结构     

古代汉语中"为动用法"与使动、意动用法的区别

古代汉语的"为动"与使动、意动用法有质的不同.为动句是用"主·谓·宾"结构("S+V+M")表示了"S+为+M+V"式表示的语文关系的内容,二者是同义句式,可以共时变换;在古代汉语中"主·谓·宾"结构具有多义性;使动、意动用法的句子中主、谓、宾之间的语义关系与为动句不同;使动、意动与为动同义变换的句式结构不同.     

“动·将·补”句式的历史演变

近代汉语中大量出现的“动·将·补”句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魏晋至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四个阶段。这一句式中的“将”字词性为助词,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将”宇的动词意义,至唐代已正式虚化为助词。宋元为助词“将”的发展期,至明代达到兴盛期,出现频率非常高。同时,明代也出现了一些“动·了·趋补”句式。由于这一句式中的“了”和“将”所出现的环境和语法意义是一样的,很难并存,结果“了”逐渐代替了“将”,至清代,开始进入衰落期。     

关于动词形容词充当的“补语”同宾语并见于动词之后的结构关系

本文想讨论一下由动词、形容词充当的“补语”同宾语并见于动词之后的结构关系。例如“牛郎听完织女的话。” (《牛郎织女)》“孔已乙便涨红了脸。” (《孔乙己》)“眼里布满了红丝。” (《孟姜女》)等。这类句子加“·”部分的结构关系,多数语法著作都一概处理成“动——补——宾”。虽然有人看到了其中复杂的情况,然而其结论仍旧一概是“动——补——宾”。我们感到这样处理似乎有点简单化。据我们观察,在这类句子中,由动词、形容词充当的所谓“补语”,其功能并不都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结构关系不能一概分析成“动—一补——宾”而应作不同的处理。我们认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较为合适。 1.真正的“动——补——宾”结构,应该是这样一种结构:动词支配宾语,补语只     

古代汉语“主-动-宾”结构的多义性及其分析

古代汉语中“主—动—宾”结构具有多义性。除一般的“施.动.受”表义模式外,这种结构主要用来表示“使动”、“被动”、“为动”、“对待”等意义,不同意义类别的“主—动—宾”结构句可区分为主语是施事者的句子、主语是受事者的句子和主语既非施事者又非受事者的句子三类。     

思想·理论·经验：一个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结构模型

“课程思政”理念的兴起为思考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结构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提出了一个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思想·理论·经验”结构模型。这三个要素分别处于“讲价值”“说理论”与“讲故事”的课堂环节中,其中伟大思想是思政课整体教学的价值引领;科学理论则旨在阐明伟大思想的学理依据;具体经验则能对科学理论做出进一步验证,亦能促使学生与伟大理论产生共情。这三个部分缺一不可、紧密联系,构成一堂高校思政课重要的内在三重结构。     

古汉语“何a之b”式的结构分析

1、姜氏何厌之有?(《左传·隐公元年》) 2、风兮！风兮！何德之衰?(《论语·微子》) 3、子年少,何哭之甚悲也?(《搜神记》) 上述三句话代表了“何a之b”结构式的三种类型,可依次用三个结构式来表述,即“何[宾]之[动]”、“何[主]之[谓]”、“何[谓](宾)之[补]”。都以疑问形式出现,各具特色。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正解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句对“攸然”的解释，字典辞书和有些专著均采用赵歧注，释“攸”为“迅走”义．通过我们的考释发现赵歧之注不能成立，“攸”无“疾快”义，字典辞书的编者，均是由于误信赵注。衍设“迅疾”之义项，此处的“攸”为其常义“自得貌”。     

“名（代）·之不·动”式新探

“名（代）·之不·动”式来历被古汉语教材误解为用“之”字标志的宾语前置句式,本文从结构性质、结构特征、语意表达三个方面,通过比较互证,论述“名（代）·之不·动”式并非动宾结构,而是否定式主谓结构。     

“9·11”事件与美国的战略图谱设计

“9·1 1”事件为美国入主世界“心脏”地带提供了一个战略契机。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实施报复性军事打击 ,在直接战略上可以达到打击恐怖主义之目标 ,在间接战略上则可以借机进入世界地缘政治经济中心 ,遏制主要挑战国 ,从而为进一步强化自己的霸权开辟一条广阔的战略通道     

先秦冥界神话考——兼论《楚辞·招魂》的神话学价值

根据安德烈·朗格“万物有灵”论和荣格“原型”理论,灵魂不灭自然观在远古社会普遍存在,幽冥世界是上古神话领域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华上古冥界神话独具特色。在人神杂糅的上古早期,神鬼相混为一,没有明确的天界、地界和冥界之分。商周时期出现了冥府的雏形,但此时的观念是人死后的灵魂归于极其险恶高峻的大山之上而不是归入地下。昆仑山是此时“天堂和地狱之山”的典型代表。战国中晚期,《楚辞·招魂》的出现显示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冥府神话。它开创幽都冥界在于地下的神话内容,补充和发展了《山海经》《尚书》等置幽都于地上的古老提法,完整地显示了中国上古神话的三维结构模式,堪称是中国上古冥界神话的经典篇章。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为何四易其稿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晚年所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的四个草稿与正式稿的比较,分析它们之间在结构、内容、思想上的差异,阐明马克思在俄国公社问题上所持的“基本态度”以及对俄国公社发展前景的总体思路,进而探析他最终没有公开全部观点的主要原因。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诗经·秦风》与周代礼乐文化

自东汉班固始,历代论者多以“尚武”为《诗经·秦风》的特征,但这是不全面的。在崇尚武功而外,我们从《秦风》中处处可见周代礼乐文化的印记,此即季札所说的“夏声”,而历代论者大多忽略了这一重要现象。《秦风》中所见之周代礼乐文化,具体来说有车舆、马政、燕礼、田狩、朝觐、聘问、丧葬、饮食等礼仪。     

论“三结合的教育科学研究体系”——兼谈“3·3·3…系列智能学具”的原理、应用及推广

“三结合教育科研体系”是教育科研领域内出现的一条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新途径。这一科学体系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习与全面发展”课题组为研究该项目而采用的,作为该项研究工具的“3·3·3…系列智能学具”有其突出特点,并在推动这一体系的研究进而开发我国儿童智力和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元明清时期的动结式"动+宾+补"式

通过对元明清时期七种文献的考察发现,元明清时期的动结式虽然以动词与补语结合密切的“动 补 宾”式为常式,但是动词与补语结合不密切的继承前期的旧式“动 宾 补”式在这七种文献中也有将近200例。这表明后者当时仍然在使用,且非个别的语言现象。这说明前贤的有关论点尚不够确切。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南北观念考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长期潜存于人们心头的“南新北旧”意识又重新出现。国人心头传统的“南北之分”,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被重新诠释和建构。南北观念在这一时期具有了不同之前的新内容。以陈序经、朱谦之等为代表的南方知识分子,对于南方的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构,并发起“南方文化运动”,以期取得话语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浅析辛弃疾《清平乐·村居》两个英译本的比较

在古诗词的译文中,既要传达原作的内容,又要尽可能地保留其音韵与意境方面的优美.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对原作的诠释与处理便各自的译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本文对比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两个英文译本,分析其韵脚、选词、句式、人称选择等方面的差异,及其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现代汉语偏正式“名·动”复合词研究

现代汉语偏正式名.动(NV)复合词中的名可以表比喻、处所、时间、工具方式、原因、结果,据此可将偏正式名.动复合词分为不同的类型。对《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现代汉语双序词语汇编》等3部辞书的穷尽统计表明,各类偏正式名.动复合词的数量多寡不一。要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必须从共时与历时两个角度入手:历时上的原因主要是句式的分化作用,而共时上的原因则表现在音节限制和N的选择以及同构歧义上。历代偏正式名.动复合词之所以有不少传承至现代汉语,原因在于它们被高频使用着。动词性偏正式名.动复合词数量多于名词性主要源于动词的指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