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分国有资产罪主体构成若干问题的探讨

针对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主体方面的诸种观点,在评析的基础上,提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不是单位犯罪,而是自然人主体中的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滥用职权罪探疑

滥用职权罪是新刑法增设的新罪名,由于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简约,所以滥用职权罪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分歧,运用犯罪构成的理论着重论述了滥用职权罪的法律特征,并将该罪与玩忽职守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要区别,作了比较和分析,为正确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刑法应增设破产欺诈罪

破产欺诈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但我国刑法却未规定破产欺诈罪。现行刑法中的妨害清算罪、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诈骗罪等均不能涵盖破产欺诈犯罪行为。破产欺诈罪的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破产管理秩序和债权人的财产所有权 ,主体是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刑法应在第16 2条中增设一款 ,规定破产欺诈罪     

挪用公款罪的立法修改完善问题探讨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应当将属于"公物"的"一般公物"与"特定款物"都列入其范围;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应当保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构成前提与"数额构成标准";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宜缩小,更不宜将"国家工作人员"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罪从其自身性质以及与同属贪污贿赂罪的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名的关系来看,应当增设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刑才与之刑罚相当;挪用公款罪罪名称谓的完善改为"挪用罪"是比较有价值的.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 ,对于打击腐败分子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分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基础上 ,论证了在该罪中证明责任未发生转移 ,转移的只是举证责任 ;阐明了该罪不会导致有罪推定 ;并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探讨 ,以期对该罪的法定刑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有投资公司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新机遇

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给国有投资公司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在政府和企业(指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之间,需要有国有资产运营性的"中间层公司",一方面代理国家管理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的大量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将这些国有资产进行"资本运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高校职务犯罪研究

近些年来,高等院校不断爆发腐败案件,高校职务犯罪问题成为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高校一些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在大宗设备、物资、药品采购、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招生、财务管理等过程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等,在全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从当前高校职务犯罪的现状入手,从惩治和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现实需要出发,对高校层出不穷的职务犯罪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以此为依据,从六个方面通过对收集的近百份高校典型案例进行调查分析,立足于我国高校的具体实际,探讨建立惩治和预防高校职务犯罪长效机制的必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惩防长效机制。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之比较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一个罪名,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与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投毒罪相比较,两者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比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的构成要件,有利于正确认识两种犯罪的犯罪特点,准确适用刑法。     

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法律问题

由于旧体制的影响等诸多原因,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针对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目标旨在实现"三个分离",同时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架构提出了设想.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法律问题探究

交通事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醉酒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引起的,尤其以醉酒驾驶最为多发。《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罪这一新的罪名,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实现了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提前介入,对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刑法上的规制。然而由于法条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标准规定过于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诸多的争论,应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相关概念、着手以及罪过形式、共同犯罪等几方面入手,对于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标准问题作一研究,以期能适应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于危险驾驶罪的要求。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二元化立法模式下的刑法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根据贪污贿赂的主体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与刑罚,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种立法模式直接导致了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保护上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公司、企业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司、企业财物,收受他人贿赂的,都统一定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主体限制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同时,应当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适度降低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刑罚。     

论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

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客体是复杂客体。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国有档案,即国家拥有所有权的档案,并且仅指档案原件而不包括复制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档案法的规定,擅自出卖、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情节严重的行为。对于抢夺、窃取国有档案后又擅自出卖、转让该档案的,应当按照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从重处罚。     

我国基金犯罪的界限认定问题

基金违规、违法只有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并且依照刑法应受到刑罚处罚时才构成基金犯罪。灰色私募基金,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挪用社保基金行为可根据犯罪主体不同作出不同定性。基金“老鼠仓”犯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并不完全相同。网络基金诈骗犯罪应根据有无采用集资或传销方式予以不同处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从神木县民间借贷危机谈起简

随着去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资金链断裂,陕西省神木县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危机爆发之后,与此相关的一些犯罪行为浮出水面。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外延过于模糊和宽泛,导致实践中容易扩大犯罪圈,冲击民间融资的正常和健康发展。因此,只有牢牢抓住该罪的行为特征、后果及主观方面等构成要件,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准确定性,才能正确适用刑法,也才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民间融资一个宽松的生存空间。     

论废除我国贪污贿赂型犯罪中的死刑规定

死刑由于与现代刑罚旨趣格格不入,因而废除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响应。贪污贿赂罪中的死刑同样在四个方面显示了其不合理性: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不符合谦抑性思想、违背罪刑均衡原则、不利于国际司法协助。相较于国事犯罪、军事犯罪和暴力犯罪,贪污贿赂罪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较小的,因而在这一领域率先废除死刑无疑是阻力最小且最符合国际趋势的。应当承认的是,在贪污贿赂罪中废止死刑是较为敏感和棘手的,因而我们可以由易到难,从犯罪主体入手,先国有、集体企业人员再过渡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配备相应的自由型和财产刑。     

私募基金：走向自律的监管

私募基金如何有效地监管,必须回归到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特性,即自律性发展的维度考量上。由于密闭性和熟人化的交易,使得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成为未来私募基金的发展模式,这要求未来的监管也应当从制衡管理人风险的资本充足率和保障投资人的基金信息收集作为主线,并协同场内、场外监管两种途径来落实,从而确保私募基金在我国的良性发展。     

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

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是指乘他人不备公然夺取或秘密盗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行为 ,其侵犯客体是国家对国有档案的管理秩序和国家对国有档案的所有权 ,抢夺与窃取是本罪的两种行为方式 ,抢劫国有档案的 ,则应当直接以抢劫罪定罪。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而对国有档案的明知只要求有盖然性认识即可。只有明确这些 ,才能正确认定本罪的实质。     

共犯中止条件的现实挑战及重构

当前刑法理论学派之争正在趋于折衷,对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也应该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路径来适应世界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在强调客观方面的同时,关注共犯的主观努力,同时对共犯的中止行为提出一定的要求。依据牧野英一"因果的共犯理论",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应从因果关系理论的视角来构建,即时间性、自动性、脱离性。     

犯罪既遂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犯罪既遂是犯罪成立的具体形态之一,是在犯罪已经成立的前提下表明犯罪已经完成的一种结局状态。犯罪既遂条件属于犯罪构成要件。既遂罪的犯罪构成是基本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分则条文直接规定的;未完成形态犯罪的构成是修正的犯罪构成,是以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规定的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加以认定的。二者在犯罪构成方面存在"质"的不同,符合犯罪构成行为所成立的就不可能是既遂罪与未完成形态的犯罪,而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犯罪,在这方面,转化犯是一适例,在转化犯的场合,之所以发生此罪向彼罪转化的现象,原因在于发生了根本不能为此罪的犯罪构成所包含的"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