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探析——兼论行政管理模式设计的人性论基础

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大都是以“性恶论”作为理论支持的，文章在对过往各种“人性论”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为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提出了全新的人性论基础。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村落保护的空间规划与文化价值重构

在当下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传统村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渐趋式微,重建村落社会应秉承新的价值视角和行动取向。村落形态的空间变迁伴随文化价值的嬗变,经历了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民族/国家的符号价值、城市文明的现代价值三个阶段。传统村落的空间意义反映的是乡土文化中的风水和伦理价值,是家族伦理的空间投射,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村落规划秉承的是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架构,彰显的是功能、权力、财富和现代化等理念。面对“城市规划下乡”的村落重建规划,我们有必要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的人文历史价值来规划村落的空间肌理,实现村落空间的意义再生产,从而达到重构村落乡土性的目标。     

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以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田野调查为例的考察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对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的田野调查实践表明,以“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方法为获取资料基础的“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建立起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实验室”,在田野这一“互动实验室”里去理解和认识被研究者,在互动中去了知对方的文化事实,是跟踪特殊而复杂的研究环境与研究对象的有效途径。     

中小城市“城中村”文化娱乐透视

"城中村"是城市化浪潮中特有的一种现象,"城中村"村民的文化娱乐情况则直接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程度。中小城市"城中村"文化娱乐设施缺乏,村民文化娱乐方式单一,参与文化娱乐的积极性不高。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努力创造一种健康和谐的"城中村"文化,对"城中村"的居民个人是一件幸事,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也是一件大事。     

人类认知五层级与生态移民社会适应探讨——基于HP村的实证调查

人类的认知从低到高可以分为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五个层级。相应地,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内容也可分为行为适应、心理适应、语言适应、思维适应和文化适应五个方面。调查发现,通过“三变”+易地扶贫搬迁、“三变”+特色产业的扶贫模式,HP村为移民可持续社会适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哪怕在这样一个扶贫资源丰富的村庄,移民的社会适应也面临行为偏离、心理依赖、思维滞后、文化贫瘠等困境,应通过多种渠道疏导移民的心理,转变思维、提高技能、培养责任、净化环境,进而提升贫困户社会适应的水平和精准扶贫的成效。     

云南山地白族诺邓村的村落空间解析

云龙县白族诺邓村寨于2002年1月24日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又被列入云南省分类打造“旅游名镇”计划的22个开发建设型“旅游民镇”之一。通过实地考察,以云南山地白族聚落——诺邓村为例,以村落中的“建筑”为切入点,通过研究建筑的基本单元、建筑的类型以及建筑的空间构成等问题,逐步扩展研究由建筑组团而形成的街坊组团,从而可以为解析村寨巷道系统、结点空间以及整个聚落空间提供研究基础。     

桃花源里可耕田?--从一个瑶寨看扶贫与发展

贫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经济问题,许多扶贫措施也主要是采用经济手段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通过对一个背陇瑶村落50多年的社会变迁进行考察,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村民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作者更倾向于认为贫困是一种文化秩序的结果.扶贫工作在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把扶贫者的思想观念灌输给贫困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富人或者强权者的财富观强化了贫困人口的贫困感,双方以一种合谋的方式制造了一套关于贫困的文化秩序.     

由“闪婚”看父权的延续——基于赣西北S村的实地调研

通过对赣西北S村闪婚现象的实地调研发现,由村庄父权文化基础、铝合金经济所形塑出的"再地域化"组织网络、父辈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等因素综合形成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仍存在于当今乡村社会生活中。父权的延续,既是宗族社会父权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维持自身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青年农民工在市场竞争和生存逻辑驱使下寻求代际支持、发展事业的需要。只要子代不具备自主生活的能力,父权就可以与社会流动相互融合、相互强化,编织出一张无主体的权力之网,推动S村青年闪婚现象的发生并再生产出村庄秩序。     

高次元文化传统与民族地区农村现代化--一个土家族村寨20世纪思想文化的变迁与启示

本文借用文化层次理论,通过对一个土家族村寨20世纪思想文化变迁的考察,提出:培养"高层文化"是民族地区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关键.     

一个小康村的"孝"文化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以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金湾村为个案,探讨了农村中“孝”文化危机:长幼地位颠倒,子辈“剥削”长辈,养儿不防老,等等。分析了“孝”文化危机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指出了“孝”文化合理内核在当代的价值,并且提出了建构新型“孝”文化的有关对策。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对策

文章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后指出:土家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消失、濒危、变异、衰退几种状态,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局势,土家族地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地方党委和政府把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开始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启动了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村)的工作,民间文化传人开始受到重视,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艺术节,弘扬了民族民间文化等。文章进一步指出,要使土家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必须在全民族中形成共识,进一步利用好法律的手段,摸清家底,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提高民间艺人和文化人的地位,把申报各级保护单位、把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把历史文化名城(镇)、把旅游开发、把生态环境保护、把博物馆建设、把学校教育与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