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苏美尔奴隶制社会的婚姻制度——以苏美尔吉尔苏城民法判决文书和同时期及稍后的法典为根据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两河流域进入乌尔第三王朝的苏美尔帝国时期.在帝国重要的行省吉尔苏(Girsu)城遗址上出土了216块法律判决泥板文书,这些法律文件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时期奴隶社会法律的原始材料.这其中有23块楔形文献是关于婚姻纠纷的裁决,本文以这23块关于婚姻的法律文书为依据,并结合同时代的《乌尔那穆法典》与稍后的《李皮特伊什塔尔法典》和《埃什嫩那法典》中有关婚姻的法律条文,初步论述了苏美尔奴隶制社会中婚姻关系建立和解除的法律程序,以及与婚姻生活有关的一些内容.从中反映出苏美尔男子和女子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地位:丈夫是妻子的主人,妻子则在婚姻生活中处于半奴隶式的从属地位.     

农村公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

产生在原始社会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农村公社，具有公有和私有两种因素，是从公有制社会到私有制社会的过渡。奴隶制社会的两种形式：劳动奴隶制和家庭奴隶制与农村公社的大体消灭和大量存在有关。在奴隶制社会里仍然存在大量的农村公社，战败的农村公社沦为集体奴隶，并有中央专制政府居于其上，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罗马奴隶社会本身没有出路，取代它的封建社会所以充满生机，是由于灭亡罗马的日耳曼人处于农村公社阶段，他们将农村公社的精神带到封建国家里。农村中的公有因素，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他们的技术的条件下，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建立新型的农村公社。     

债务奴隶制与古代商品生产——兼论奴隶制城邦的兴衰

债务奴隶制又称债务奴役制,是剥削因无力偿还借贷而被迫沦为奴隶的劳动者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产生于原始公社解体后的奴隶社会初期,影响着整个奴隶制城邦(又称城市国家)的发展进程,在奴隶制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中产生过重大作用。奴隶社会灭亡后,还以变化了的形式不同程度地残存于以后的阶级社会中。本文仅从奴隶社会商品生产发展中探讨债务奴隶制的产生、废除及其历史影响。     

我国奴隶制刑法锋芒是对准奴隶的吗?

<正> 建国以来,国内有关中国法制史方面的教材、专著、参考资料,在论述我国夏、商、西周的法制时,大都是说:“奴隶制法律的锋芒是对准广大奴隶的”;“为了压服被俘获的奴隶,才制定了刑法”;“商、周两朝刑律,主要用于镇压奴隶”;“西周法律的锋刃,无疑是对准广大奴隶”。微有不同的是在奴隶两字前边或后边加上了平民,有一篇关于争论法的阶级性的文章,不仅支持上述论点,并且说“使奴隶处于非人地位的是法律”。对于以上种种说法,个人不敢苟同,特论述如下。一、奴隶社会使人成为奴隶的(“即使奴隶处于非人地位的”)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奴隶主迫害奴隶,需不需要由奴隶制国家司法机关动用刑法,与奴隶社会“使奴隶处于非人地位的”是不是法律,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相关联的问题。     

从《汉穆拉比法典》和土地买卖合同看古巴比伦时期的土地制度

古巴比伦时期土地制度的基本格局是土地公有与土地私有并存,根据《汉穆拉比法典》及考古挖掘的大量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买卖合同对古巴比伦时期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探讨,指出古巴伦时期已经存着相当成熟的土地买卖合同法。     

论古罗马发达型奴隶制的特点及成因

公元前２至公元２世纪，是古罗马奴隶制高庋发达、繁荣的时代，是上古世界奴隶制发展的新高峰和最高峰。这一发达型奴隶制的特点是：奴隶来源宽广，奴隶数量最多；奴隶在生产事业、经济部门、政府机关和家庭中被广泛使用；在它的中心区和经济总结构中，奴隶制简单商品经济居于主导的地位；奴隶反抗的规模大，形式多等。本文认为，只有生产事业发展到商品经济为主的水平，才能容纳大量的奴隶劳动，奴隶制才能进入繁荣阶段；不承认罗马商品经济水平高于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国家，是一种从偏见出发的片面观点。罗马发达型奴隶制的成因主要是：罗马以改革调整了内部矛盾，以致基本能一致对外；共和体制发挥了政治家治国的积极作用；罗马的国家政策顺应了从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向奴隶制商品经济为主的经济转型的要求，使转型阵痛没有严重损伤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     

关于夏商周法律性质的几点思考——以曾宪义教授的《中国法制史》为主要参照

在我们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和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夏商周时期的法律被认为是奴隶制性质的法律,论者们自称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论者们的论证有自相矛盾之处,更重要的是,根据马恩原著及相关资料,却不能证明夏商周时期的法律是奴隶制性质的法律,理由如下：第一,夏商周时期并非私有制社会;第二,马恩原著中找不到能证明夏商周时期为奴隶社会的论述;第三,对＂奴隶＂概念认识分歧大;第四,夏商周时期存在奴隶,但其数量却可能极少;第五,不应该把不公开法律当做奴隶制法的一个标志。夏商周时期的法律不应归类为奴隶制性质的法律。     

论古典奴隶制是否奴隶制的典型形态

奴隶占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剥削的社会经济形态,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经过了奴隶制阶段,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具体条件,使奴隶占有制社会这一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历史阶段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特点和差别,它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类型,即古典(希腊罗马)类型和古代东方类型。这两种类型中是否存在着典型?决定历史形态之典型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那一类型是奴隶社会的典型形态?是当前国内史学界在世界史方面的学术讨论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从一年来见诸报章杂志的论文和学     

论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走势

近几十年来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总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这种观点不尽符合历史实际.雅典奴隶制经济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60余年呈波浪式增长之势,但与古典时代盛期相比,仍处于低谷徘徊状态.中外学者在考察雅典奴隶制经济发展状况和走势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压低甚或完全忽略使用奴隶的必备条件,从而不能不明显夸大使用奴隶的普遍性.奴隶在当时生产、消费和市场条件下,尚未达到创造出剩余价值的程度,这是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最本质的表现.在奴隶制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其财富的持续增长通常是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其直接结果.     

社会发展简史(中)

第二章奴隶社会第一节奴隶制的确立原始社会瓦解以后,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标志着奴隶制的确立。它是一场政治革命,经过了顽强而持久的斗争。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进一步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与革命》)原始社会晚期,当氏族贵族奴隶主和奴隶以及平民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晚清国民性批判中的“奴隶”话语辨析

在晚清的思想和文学中,普遍认为奴隶是中国人的本性。对奴隶的认识和批判实质是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多重揭示,不仅把矛头指向了君主专制,也包含满族的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奴隶批判的目的是要国民从奴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它是民族国家想象的一个重要步骤。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无论亚洲和欧洲都经历了政治奴役的历史,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奴隶"的批判也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因此,把"奴隶"当作是中国人的本性,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解。     

试析雅典法律对奴隶的保护

在古代雅典,立法者为了保证奴隶制度的稳定,缓和阶级矛盾,对奴隶主的权力进行了某些限制,为处于弱势的奴隶提供了些许保护。本文认为,雅典法律对奴隶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奴隶免受他人任意杀死的权利,奴隶免受他人任意伤害的权利,奴隶避难和要求更换主人的权利。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奴隶,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些法律却起到了双重作用：既维护了公民和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奴隶的人身安全。     

奥古斯丁论奴隶制

围绕着奴隶制的起源、奴隶的社会地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等问题,著名的古代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作了较多的论述,他的奴隶制观在西方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立足于对其拉丁文本的分析,分个人态度、社会秩序观与基督教伦理三方面,系统地探讨了奥古斯丁对奴隶和奴隶制的认识,指出其奴隶制观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又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保护弱势公民群体的历史传统

通过分析《乌尔那穆法典》、《里皮特伊什塔尔法典》和闻名世界的《汉穆腊比法典》三部法典的前言,我们发现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立法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思想--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以法律维护社会公平和阶级和谐.这些法典都在前言中宣称国家的代表--国王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在国中彰明正义,消灭邪恶和罪行,使强不凌弱,公正对待孤女和寡妇".苏美尔时期的拉旮什、伊辛、拉尔萨和古巴比伦王朝的国王们的铭文中也提及他们建立了社会公正.另外,根据乌尔、伊辛、拉尔萨、巴比伦和其他王朝颁布的年名,可以知道许多国王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就在全国宣布废除债务,解放债务奴隶法令,并在年名中称"在国内建立了公正之年",解负令的基本内容可以从《巴比伦王阿米嚓杜喀的敕令》中发现.依靠法律和行政主持公正是两河流域的历史传统.     

唐朝岭南地区的奴婢问题与社会变迁

岭南是唐朝境内有关奴婢记载高度集中的地区,并因此成为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文章详细地讨论了唐代岭南地区奴婢盛行的历史原因、奴婢的使用范围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逐步走向萎缩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唐代岭南区域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深刻变化。作者认为六朝以来岭南“夷獠杂居”的“溪洞”地区特殊的社会结构和部族制、奴隶制的残余,是岭南奴婢问题严重的历史根源。作者还认为,唐朝中、后期在岭南所推行的一系列限制奴婢的措施,实际上也是岭南“溪洞”社会完成封建化过程的重要内容。     

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

本文依次分析论述了淮河流域在我国原始社会、夏商周三代 (含春秋战国 )及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 ,认为 :旧石器时代 ,淮河流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 ;新石器时代 ,该流域是重要的文化交汇区 ,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夏商周时期 ,淮河流域国族的向背直接关乎王朝的安危 ;春秋战国时期 ,该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加速 ,各大流派思想于此滋生并相互激荡。秦汉时期 ,淮河流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人才辈出 ,文化发达。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从文化来分析 ,先秦秦汉时期 ,淮河流域在全国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     

论基督教与英国奴隶制的废除

奴隶制的废除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英国，基督徒主要是通过宣讲布道、发表演说、出版宣传品、组织废奴团体来营造一种反奴隶制的文化氛围，然后问接对政治施加影响。这种通过政治文化间接影响国家政策、法律的方式甚至比直接的政治斗争更加有效。尽管不乏有基督徒在理解《圣经》时认为上帝支持奴隶制，也有奴隶主从《圣经》中寻找依据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但是历史事实表明：基督教对于反奴隶制的胜利功不可没。     

秦汉时期诽谤罪论考

秦朝时期,诽谤罪的基本内涵是指"非上",即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政者人身或其言行的非议。两汉诽谤罪的对象有所扩大,定罪多不依法律条文而依据统治者的意志;处罚措施因为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反映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法律条文更加细化,法网更密但君权高于法律的情况日益严重。     

个体占有与精神自由——从《宠儿》的金钱意象中解读黑人的过去与未来

《宠儿》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一部力作。在这部作品中,托尼.莫里森以富有象征意义的金钱意象深刻地表达了奴隶制对黑人奴隶的精神贻害。但在这部作品中,托尼.莫里森也同样满怀信心地为已经获得人身自由的黑人奴隶指明了未来的方向:超越过去,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     

民法典编纂中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应为总则——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的三编制,另加一个有关国际私法的附编,并应该把人身权和知识产权纳入到民法典的民事权利编中;民事责任应该单独成编;国际私法作为传统民法的固有内容不应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