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唐入滇考

对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和路线,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关于时间问题,有“东汉说”、“初唐说”、“中唐说”、“晚唐说”、“初元说”;关于路线问题,有“中土说”、“吐蕃说”、“主流说”。本文研究了前人的各种观点,征之以文书,证之以文物,斟酌损益,权衡得失,认为佛教传入云南应在中唐,传入路线应有多种,既有中土、西域,又有吐蕃、骠国。关于南诏佛教的构成,本文认为,南诏佛教虽以密宗阿吒力派为主,但境内尚有其他僧人活动,所见胡僧、骠僧和蜀僧,也并非都是密宗派别。若把南诏佛教简单地净化为阿吒力一派,无异于自树藩篱,丢掉研究唐代云南佛教的许多线索。     

大理国写经《护国司南抄》及其学术价值

本文在整理《护国司南抄》的基础上， 对其分段、名称、作者、年代、内容、纂集依据等问题作了考辨， 并认为这份大理国抄本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 一为中国古代音韵学、佛典校勘、佛经版本学及唐代年号的考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研究佛教 “义学”的最直接可靠的重要资料； 三、证明大理写经中不存在“白文”； 四、是我们正确认知南诏佛教的第一手资料     

人类学视野中的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

尽管密宗的阿吒力信仰十分兴盛,但对大理佛教信仰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密宗,显宗的华严、禅宗等在古代的大理也都有自己的传承。显密宗支之间很早便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它们在师承、僧伽组织形式以及修行方式上都有显著的差别。同时,由于基本的佛教思想是共享的,显密结合的流传方式是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外,由于僧侣也兼学儒家经典,他们的社会角色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元代云南汉地佛教重考──兼驳“禅密兴替”说

元代云南汉地佛教重考──兼驳“禅密兴替”说侯冲元代云南汉地佛教的研究，一直是云南佛教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何以言之？明代云南佛教，有陈垣撰《明季滇黔佛教考》，搜勤闻博，识断至精，体制完善，＂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①。南诏大理佛教，近半个世纪尤其近...     

南诏大理史研究的新途径──评张锡禄《南诏与白族文化》

南诏大理史研究的新途径──评张锡禄《南诏与白族文化》马曜近年出版的南诏大理史著作中。张锡禄新著《南诏与白族文化》一书，在研究方法上别辟蹊径，并取得丰硕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Ｂ。作者是大理喜洲人。喜洲在唐代称大厘或史，是南诏三大名城之一，也是作为...     

滇云法宝:大理凤仪北汤天经卷

大理凤仪北汤天经卷,是指1956年由费孝通等学者在云南省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董氏宗祠发现的3000多卷册写本和刻本佛经、道经和善书.它们既是较为系统的宋代以来云南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亦是云南历史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有力见证,对汉地密教研究、汉文大藏经研究、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汉地佛教科仪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还应该进行总目录编制、经卷图版完整版印刷、保护和比较研究等工作.     

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

作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奠基者 ,方国瑜先生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以对方先生南诏大理史研究成果的研读为基础 ,从南诏大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历史地理问题、若干重要论述、方国瑜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四个方面 ,对方国瑜先生在南诏大理史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述评。     

论神会大师像:梵像与政治在南诏大理国

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约翰·马可瑞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邀请,于今年1月前来进行学术交流。本文是他研究南诏大理国佛教的一篇论文。文章对张胜温画《梵像卷》中的神会大师像的来历、图卷的特征、禅宗列祖谱系、画像所传神会性格与现代学术研究以及云南资料在中世纪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其中不乏精湛的见解。     

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论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唐宋王朝中央错误的治滇政策导致了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5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另一方面南诏大理国又实现了云南的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试论云南阿嵯耶观音形象

云南密宗阿嵯耶观音的形象来源历来颇受人们关注,但由于人们对云南密宗认知的差异,对阿嵯耶观音的理解也不相同、对其形象的解释也不同.就阿嵯耶来说,是见于云南佛教密宗诸神中唯一与其他密宗不同的神,而且在中国佛教的神祗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此神的形象具有大理白族的面相;此神的出现,与南诏、大理国君主要获得应有的国家地位有很大关系.     

大理文化主题公园持续发展探析

民族历史文化是大理旅游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设文化主题公园是大理开发挖掘丰富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作者通过对南诏大理文化城的剖析,探索大理文化主题公园持续发展模式。     

港台学术界近年出版的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著作概述

近几年来,台湾和香港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关我省少数民族的专著,对研究白、纳西、彝、回等民族的历史、语言、艺术、民价、宗教等各方面颇具价值,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是一本珍贵的文物史料,引人注目。该书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大理、丽江地区作过四年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去台后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有关我省民族问题著述甚多。在《综合研究》一书中,作者辑录了现存于台湾和美、日两国的南诏大理国四件重要文物,摄制成一百     

79云南省博物馆

簿荷片推荐，云南省博物馆藏品已达56000件之多，是云南省收藏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在数以以千计的珍贵文物中，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约1千余件。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最具特色的是滇文化青铜器，南诏与大理国时期的佛教文物，以及近现代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物精品，感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到云南省博物馆是不错的选择。[编者按]     

《南诏通纪》的作者、卷数、影响及评价

作者以新近刊布的大理明代碑刻文献为主要依据 ,对《南诏通纪》一书的作者、卷数、影响以及对该书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     

南诏大理文物精粹——赴瑞士《中国云南古代佛教艺术展览》巡礼

根据中国云南省博物馆与瑞士苏黎世市丽特贝克博物馆的议定书,《中国云南古代佛教艺术展览》于1991年5月6日至9月15日在瑞士展出。 全部展品几百件,从时代上说,上起唐(南诏),下至明代。其中绝大部分是唐(南诏)宋(大理)时期的文物。从展品质地方面说,有金、银、铜、瓷、陶、锦、绢、纸、藤、木、水晶、玛瑙,玉、石等;从展品种类方面说,有佛像、观音、菩萨、天王、明王,金刚、塔模、塔砖、经幢、钱币、印章、铜镜、手镯、陶罐、瓷罐、写本佛经、刻本佛经等等。     

敦煌西晋墓画--敦煌壁画的另一源头

近年来,敦煌发现了一些西晋墓画.敦煌早期壁画的部分内容与敦煌墓画中的部分内容很相近;西晋墓画的一些内容直接进入了敦煌壁画;两者的联系还说明莫高窟当时所具有的中原风格,不但是传自中原的南北艺术融合的产物,也是传自西域、印度的佛教艺术风格与敦煌本地的汉晋艺术融合的产物.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在艺术上两者都是近亲,敦煌西晋墓画是敦煌壁画的另一个源头.     

从《南诏图传·祭柱图》看“南方佛国”的神话历史

《南诏图传》是一卷叙述南诏开国神话的宗教图轴,其中的《祭柱图》在《南诏图传》全卷中的位置相当重要,在图像的叙事上既是隔断,也是过渡.《祭柱图》展现的场景来源于云南古代的社祭,是典籍中“用牲于社”的写照.正是这一仪式原型,使得“祭柱”在9世纪的南诏国成为一个与建构王权神话息息相关的政治隐喻.除此以外,《祭柱图》还有一个真实的原型,即是以南诏第十一代君主世隆在白崖树立的“天尊柱”为蓝本.综合考察图像、文物和民俗有关“祭柱”的信息,有助于后人深入了解南诏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即9世纪中叶的南诏君主如何在佛教大兴、“南方佛国”臻于鼎盛的时代,创造性地化用前朝的政治遗产在中原的禅让神话和天竺的佛教神话之间寻求平衡.     

大理三塔的塔藏文物

崇圣寺三塔加固维修,清理出土一批南诏大理时期的文物,计六百八十余件。这些塔藏文物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资料。现择要介绍如下: 塔藏各种造像,按质地分有金、银、鎏金、铜像、铜、铁、瓷、木、玉石、水晶等种,按题材分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三类。佛像多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像,造型与中原造象相近;菩萨像以观世音为主,也有文殊、普贤等题材,一般衣着华丽,体态修长轻逸,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其中一躯金质观音像,重一一三五克,与解放前被盗出国、背有段政兴年号题款的一尊铜像完全相同;千寻塔发现各种护法天神像十尊,形态各异,很有特色。从以上各种造像可以看出,当时弘传大理的佛教属大乘佛教的密宗系统。     

文明交往视野中的民间佛教若干问题探析

民间佛教与僧侣佛教、居士佛教构成了中国佛教研究领域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视角,探析民间佛教的含义、类型、表现和理论基础,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大理国史研究综述

同南诏史的研究情况相较,大理国史的研究,不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探讨问题的深度上,都要显得逊色一些。这主要是有关大理国及此前诸过渡政权的资料的缺乏、许多方面只能从元代的记录中加以推断的缘故。尽管这样,方国瑜、徐家端、马曜、方龄贵、尤中、木芹、王叔武等先生仍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大理国史研究的空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