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大事记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五日广东反动派按照蒋介石原定计划,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了革命组织,屠杀革命者。被捕的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对东北地区朝鲜人的政策及其影响

1945年8月日帝投降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此过程中,国共两党对朝鲜人实行了截然不同的民族政策,不仅对朝鲜人的归国和定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东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国民党视东北朝鲜人为侨民,制定了将其全部遣送回国的基本方针,对其财产则视为日伪遗产予以全部没收或扣押.结果,国民党“收复区”内的大部分朝鲜人或归国,或前往共产党“解放区”.与此相反,共产党尊重东北朝鲜人的民族感情和意愿,主张赋予他们“双重国籍”,在土地改革中给予其土地所有权,这为大部分朝鲜人放弃归国而定居中国东北创造了条件,进而使得他们自愿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并最终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成员——中国朝鲜族.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通过清明节到黄帝陵扫墓、祭祀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仪式，对于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提振民族自信心、凝聚抗日救亡力量，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持的连续9次清明祭祀活动中，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仅参加3次，其身份为“从祭”“陪祭”,国统区官方新闻只字不提。文化仪式的背后，是国共两党政治分歧的严重撕裂与政党属性的巨大差异。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没有妥善化解分歧，消除差异；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求同存异，善于在把握大势大局中求生存，谋发展。     

冲突与选择——对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历史进步趋向的剖析

<正>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即,李济琛、沈钧儒等55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明确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义的光辉道路,这是民主党派发展历史上重要的政治转折.那么,为什么民主党派在激烈的国共两党斗争中最终抛弃了国民党,选择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义道路呢?它经过了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前途选择的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不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论述,只对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民主党派的历史进步趋向作一剖析.     

认真贯彻“三个代表刀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深刻论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高瞻远瞩地为共产党指明航向;苏联共产党的亡党又从另一枧角警示我们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新诠释.     

武汉会战与国共军事政治合作

面对日军对武汉的作战,国共两党在抗战救国的共识下,围绕保卫大武汉,实行了有效的战略方针、战役战术等方面的军事合作,以及有效的广泛的政治合作。结果,军事上,日本侵略者不仅没能用军事力量分裂国共两党,摧毁抗战中最大因素的国共合作努力,也没有达到速战速决,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反而“完全丧失了继续采取攻势的机动能力”。政治上,此间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和召开,并一致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则对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的持久战进行到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两项成果既是共产党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国民党按其需要,对共产党的建议加以吸收与改造,又为共产党所能接受的产物。     

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之我见

在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党史界对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如有的同志综述:“1、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2、抗日战争从组织上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从政治上说是共产党领导……"     

也谈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

对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党史学界发表了许多文章,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见解,归纳起来基本有四种观点:第一,多数人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有人认为抗日战争是国民党领导的;第三,有人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第四,还有人认为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学习和研究有关著文以后.感到不少同志分析讨论问题时把“抗日战争领导权”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共基层党制及其功效初探

关于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主要原因,迄今为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有已称得上古典的"农民民族主义说","土地革命说"、批判以上观点说、国民政府腐败说等等,不过,以上诸多论述几乎无一触及到国共两党的党基结构.笔者在文中通过对两党机体构建的形成过程与基本态势的适度对比分析,试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二者在基层党制方面的巨大反差,是日后双方结局截然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互让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经验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上的两大政党。两党的团结合作关系着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与民族的繁荣和富强。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回顾历史,两党曾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六年期间实行两次团结合作,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胜利。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丰功伟绩,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赞赏,并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王世杰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尤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王世杰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央设计局负责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是蒋介石特别倚重的智囊,是蒋重要的高级幕僚和顾问。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王世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经常对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建言献策,他多次提出政治解决的方案,寻求缓和国共冲突的办法。他参加了国共两党之间举行的主要谈判,并在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涉时往往以王世杰为主要对手,并把他作为谨慎合作的对象,其他民主党派也常常把王世杰视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向其提出意见和建议。     

《工人运动中民族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辩证关系》国际讨论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共同发起的一次国际理论讨论会,于1981年5月在匈牙利举行。会议的议题是“二人运动中民族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辩证关系.目前条件下工人阶级底民族意识、民族行动与国际意识、国际行动之形成;共产党     

唐山工人运动的先驱——李星昌

李星昌是唐山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也是开滦矿区第一个党支部的负责人。他年轻时就探索解放道路，接受了革命启蒙；他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走上了自觉革命道路；他勇当开路先锋，领导了开滦大罢工；他顶住各方面的威逼利诱，坚持罢工斗争；在罢工结束后他不惧报复迫害，坚持地下斗争。他是1922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的领导成员之一，是唐山工人运动的先驱人物，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港、窑、湖地区工人运动

大冶的港、窑、湖地区,是鄂东南地区近代工业的主要基地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地区的工人运动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试图说明港、窑、湖地区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及其初期斗争;党组织的建立和下陆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工运的进一步发展和支援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创建和工农运动的结合;“以血保卫工会”,反夏斗寅叛军的斗争这五个问题.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疏讲

一本文写于一九二五年底。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震撼中外;农民运动,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中国革命的高潮正在到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面临覆灭的命运。这时,还被北洋军阀控制着的北京,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也异常激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人民群众游行示威,反对段祺瑞政府。反映在文化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对段祺瑞及其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代理人,进行猛烈的斗争。这斗争集中表现在持续一年之久的“女师大风潮”上。但是,就在这革命势力方兴未艾,段祺瑞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刻,那些摆着正人君子面孔,披着学者名流外衣的胡适、陈西瀅、徐志摩之流,则在军阀的卵翼之下舞文弄墨。大造反革命舆论。而当时的周作人、林语堂的认识也是极其错误的。周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变

为抗战救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共真诚地希望加强与国民党的长期密切合作。从1935年8月至1939年初,中共针对国共两党的合作组织形式,依据情势的发展,适时调整其诉求,先后主动提出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混合委员会”“民族革命联盟”“民族统一联盟”“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关系委员会”及跨党合作的意愿。但国民党和蒋介石要中共“归服”或“融化”的苛求,让退守“组织独立性”合作底线的中共无法接受,这迫使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次改变,最终维持于多层面有事商讨的国共合作组织形式,这也是战时国共两党合作过程纷争频繁的根源所在。     

试论抗日战争中领导权的归属与转移

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之一——中国战场进行的抗日民族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海内外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有三:一说国民党,因为它是执政党;一说共产党,因为它使抗战成为了人民的胜利;一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因为抗日战争是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并且取胜的。 我以为,如果对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关系及其在整个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活     

叶挺独立团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叶挺独立团是北伐时期,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建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号称“铁军”的叶挺独立团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北伐时期,虽说国共合作,但军事领导权全在国民党手中.为建立一支从军事到政治全部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党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建立了叶挺独立团.为了躲避“争夺军权”之嫌,叶挺的中共党籍其时对外保密.     

对“党内合作”方式的质疑

“党内合作”是马林在片面地分析了国共两党状况,机械地搬照他在印尼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之后提出来的;共产国际在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力量的情况下,为了早日实现其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援助苏俄革命而接受了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一开始是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纪律而接受了“党内合作”,后来在共产国际右倾思想影响下,中共中央思想发生了转变,自觉地执行了“党内合作”决议;“党内合作”方式给双方带来了更多的纠纷,是不利于合作的,特别是它使中共难于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进而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