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音托”和“形托”的模糊性

□音托、形托具有难克服的缺陷,形托更难些 □普及码一定要跳出字根(部件)系统的束缚     

错误的“意音文字”文字类型观及其辨正

国内语言文字学界提出"意音文字"说的学者,由于常把汉字中的"字"与表音、意音文字中词的书写形式对等,所以常常混淆字符的内在构形类别与字符记录语言的功能类别,造成对"意音文字"类型理解与分类上的偏差;否定"意音文字"说的学者则把文字的字符类型错误地等同于文字的体系类型,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意音文字"类型的文字。实际上,文字的字符类型应该是文字表达语言的基本符号类型,"意音文字"应该是由表意、表音两种类型的字符构成的文字体系类型。     

关于“长庆社”——“三意社”史料的补正

编辑同志; 贵刊发表的周贻白先生遗著《辛亥革命前后地方戏曲发展概况》提到:“有原唱小生之聂金山者,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鸠合一班老艺人另创‘长庆社’,嗣后改名‘三意社’,专演秦腔老戏,且亦招收了一班生徒。”“长庆社”——“三意社”是我团的前身。最近在我团     

“法学科学性”的论域:关于它的讨论何以有效?

择取正确的"论域"是保证"法学科学性"成为一个真问题的必要条件。在正确的"论域"中,"法学科学性"问题不必然真且不必然假;只有如此,关于它的讨论才是有效的。具体来看,在"人文研究"或诠释学科学观的论域中,有效法律规范的内容证成问题无法在方法论层面得到妥善解决,或者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法教义学——的法学不具备获致科学性的可能性。在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论域中,法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语言游戏、一种生活形式的维度而同等地属于科学。在这两种论域中,"法学具有科学性"命题的逻辑值一个必然为假、一个必然为真,都不是讨论"法学科学性"问题的正确论域。只有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论域中,法学要么在根本上不可能是科学,要么必须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塑造己身而获得科学性,且后者的努力也不必然成功,因此是保证"法学科学性"之讨论能够有效的"论域"。     

“辛俊地”是一株毒草——我們对“辛俊地”的意見

管桦的小說“辛俊地”,在本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上发表以后,在讀者中間引起了广泛的討論,意見相当分歧。我們小組曾对“辛俊地”展开热烈的爭論,最后,一致認为作者离开了正确立場,分不清是非,缺乏工人阶級的鮮明的爱憎,竟把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錯誤地当做一个有缺点的抗日英雄来描写,宣传了个人英雄主义,因而是一篇有害的作品。我們認为評价一部作品的好坏,首先,应該从作品所展示的人物性格着手分析,不能离开形象进行主观忆测。其次,我們必須考虑作品的客观效果,即它的教育意义。第三,我們也应分析作者的主观动机,即創作思想。离开这些相关联着的原則,就不能对一部作品作出公正的評价。     

何以安身?立命何处?——“安身立命”问题之当代价值

在全球化以及中国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亟须得到解决。安身立命作为中国人生存、生活、生命之根本依托的问题,包含着天地、历史和自我三重维度,因此,安身立命之处即是天道、家国责任和个人德性三者的交会点。这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社会和心理基础上的安身立命之处,可为中国人突破自我有限性,扩展并丰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提供坚实的基础。     

“意”蕰无穷——诗歌审美意象的“意”结构论

诗歌审美意象是诗人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中产生的包含知、情、意复合内容的心理图象通过显象词语外化的自主完形的形象显现。意象作为一个由“意”与“象”有机结合的、统一的、包含无限意蕴的复合结构,其“意”的复杂内容的揭示,是意象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对认识意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意”的内在机制及其与“象”结合的机理的分析,试图揭示意象中“意”的内在结构。一、研究“意”结构的纲领对意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它所蕴含的基本心理内容和心理结构的分析。故“包含知、情、意复合内容的心理图象。”就是意结构的纲领。审美主体的情感、观念和意志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组成了有机统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关于“走向东南亚”的初步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况,使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探讨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把握西南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加速全国和西南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确—错误—正确”是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吗?

皖春同志在探讨识发展过程的时候,继“经过左右偏离达到正确”这个提法之后,又提出了“正确——错误——正确”这个公式。他把这个公式说成是认识发展的—般规律、普遍规律。这个公式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错误“是两个正确之间的一个必经的中间阶段,是达到下一个正确的必由之路”;他并且在结束语中说,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经典著作中早就解决了”。皖春同志还说,否认了这个公式就是否认了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就是否认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就是违反了辩证法,就是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美丽中国”何以可能?——基于资本逻辑语境的阐释

“美丽中国”何以可能?这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将这一理论议题置于资本逻辑的语境中进行审视,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深刻的辩证关联:资本全球化及其生态后果是“美丽中国”命题得以凸显的基本历史语境与历史前提;资本自我扬弃所带来的生态逻辑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现实依据与动力支持,驾驭资本的生态逻辑是实现“美丽中国”的现实路径.辨析“美丽中国”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澄清在二者关系问题上存在的“拒斥论”和“一致论”的片面认识,从而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究竟“一流”学术期刊的标准是什么?——关于“一流”人文期刊的困惑

“一流”期刊应该是一个学科有影响的知名学刊,它必须是由这一学科的学者选出,而且要有长期的学术传统,所刊文章合乎学术规范。     

再造“太极图”——重构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一点设想

现今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建设面临着和宋明理学兴起前夜几乎同样的时代语境、时代课题,由此,一种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坚持中国文化本色的中国哲学全新理论体系的开出成为当务之急.这种全新理论体系不仅首先要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方法论给予重新反思,使“直觉式”方法与“工具式”方法在中国哲学中均予以确立,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即工夫即本体地最终使一种以“身”为本而非以“思”为本,体用并重、道体与器用兼综的中国本体论的理论图式得以生动展示.我们相信,惟有这一新“太极图”图式的真正推出,才能使中国哲学理论以一种“返本开新”的方式,在昂首走向现代世界的同时,真正实现向自己古老的而又充满活力的传统的历史回归.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

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强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的主导思想却在于“求强”与“求富”。以往,人们常把“中体西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与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不尽相符的。实际上,洋务运动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中体西用”乃是服务于这个中心思想的理论之一。     

“分析性”是绝对的吗?——关于塔斯基质疑的思考

自从1951年奎因在其著名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以下简称《教条》)一文中提出对“分析性”的批评以来,“分析性”是否是绝对确定的就成了哲学界的热门话题。然而,早在1935年塔斯基就曾对“分析性”提出质疑,由于历史的原因,塔斯基对“分析性”的思考不大被后来的研究者提起。我认为,塔斯基的质疑比奎因后来提出的批评更深刻。     

唯物主义何以言“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前世”“今生”与“再生”

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性”意识,其意义在于为人类生活设定一种价值理想。它首先是由希伯来文明在与希腊文明碰撞中形成的基督教带给西方世界的,黑格尔虽然把这种神学观念转变为一种辩证理性概念,但却同基督教神学一样,以无限的存在者绝对精神为辩证运动主体,因而这种“否定之否定”便必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绝对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则是将运动主体从抽象的无限的存在者转变为现实的因而是有限的对象性活动的人,因而,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便只能是一种基于有限的“实践目的论”对于价值理想的设定。     

是“现实”还是“幻影”?——答刘光裕同志

<正> 在本刊83年第二期上,笔者就刘光裕同志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等文(见《文史哲》82年第6期),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旨在通过争鸣,把问题引向深入。紧接着,在本刊第三期、第四期上,相继发表了刘光裕等同志的《“幻影”与现实》等文,都是批评拙文的。对于这些批评,笔者提出以下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