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招》的作者、创作背景的探索

《大招》的作者及创作背景一直是个谜。本文认为《大招》的作者就是景差,此篇当为景差因顷襄王射兕受惊失魂卧病而作的招魂之词。其创作时间当在顷襄王卧病不久的春天,比宋玉作《招魂》要早、“大招”之被命名为“大”,是因为此篇曾被误认为屈原所作的结果。     

试解《招魂》之谜

一、关于作者的考辨在《楚辞》里,《招魂》是一个难解的谜。首先,《招魂》的作者即有屈原或者宋玉两说。太史公说是屈原(《史记·屈原列传赞》):王逸说是宋玉(《楚辞章句》)。后人或屈或宋,争讼近两千年,尚难遽定。其次,《招魂》系招谁人的魂和生招、死招等问题,说法不一。或云屈原招陷秦的楚怀王之生魂(如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或云系屈原自招生魂(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楚辞灯》)。或言宋玉为屈原招致生魂(王逸等);或说宋玉为某一楚王招魂(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卷一);或谓宋玉“模拟巫覡所唱的歌词”而作不一定有招魂的具体对象(陆侃如、     

《招魂》辩正

<正> 《招魂》的作者、对象、写作年代,自汉朝以来竞相争论,未得统一。笔者想从以上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招魂与招生人魂,招生人魂源变等五个方面,试成辩正,以求教于专家。一、《招魂》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其”是代词,指屈原,“志”应当是爱国主义精神。从《列传》这一总结性的言论,说明《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屈赋二十五篇,这里仅列举四篇,可见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论《招魂》非屈子之作

<正> 《招魂》的作者和写讫时间,自古及今,共有四种解说:1、宋玉招屈原;2、屈原招楚怀王;3、屈原自招;4、《招魂》原文即是《国殇》(和《礼魂》),今本《招魂》是汉代辞赋家的赝作。本心而论,当以二、三说最为悖理,而第四说则颇能切中肯綮。但蹊跷的是,风靡现今楚辞学界的却是第二说,而不是第四说。个中原因,固与倡言第四说者未脱传统的注疏家篱樊,论证支离零碎,在微观上扭于篇目编次等枝节问题,在宏观     

《招魂》、《大招》题义新说——兼论大、小“招魂”说之非

今传本《楚辞》以东汉初王逸《楚辞章句》为最古老。此本内收有《招魂》(题宋玉作)和《大招》(题屈原或景差作)两篇。对这两篇题义的解释,有不少望文生训者。其中以(宋)孙志祖《读书脞录》的诂解最有代表性,至今犹有影响,实非。 孙志祖本之于张载《魏都赋·注》,谓太史公于《史记·屈原列传赞》所言的《招魂》,即《大招》;由于宋玉又有《招魂》     

試論屈原思想——兼与郭沫若同志商討

評价屈原思想,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颇感棘手的問題。从屈原所留下的全部作品来看,既反映了儒家、法家的思想,也反映了道家甚至是阴阳家的思想。所以,長久以来,学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如有人說屈原思想属于儒家,有人說屈原思想属于法家,也有人認为屈原兼具各家思想特点,不好以某一家冠之,甚至主張屈原思想     

论以他称写已与自我称扬:兼论屈宋某些作品之真伪问题

以他称写已与自我称扬,可谓古今一也。这是据人称以辨古代作品真伪时, 当注意的。不少学者因屈原《卜居》、《渔父》及《文选》所载宋玉诸赋以第三人称口吻而否定其真,虽似极有道理,切实非缜密,经不起推敲。从自我称这一角度切入,《招魂》必为招君王人以成立,而屈原完全可以称自己为“贞臣”。     

论以他称写己与自我称扬──兼论屈宋某些作品之真伪问题

以他称写己与自我称扬,可谓古今一也。这是据人称以辨古代作品真伪时,应当注意的。不少学者因屈原《卜居》、《渔父》及《文选》所载宋玉诸赋以第三人称口吻写而否定其真,虽似极有道理,却实非缜密,经不起推敲。从自我称扬这一角度切入,《招魂》必为招君王之魂说难以成立,而屈原完全可以称自己为“贞臣”。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大招》为战国时期楚地民间招魂词之原始记录说

《大招》产生时期应早于《招魂》,当为战国时期民间招魂词之原始记录.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确认,一是从《大招》之"大"的意义看其产生时间;二是从语词"只"看《大招》之地域性和民间性;三是从《大招》的错简误读看其原始记录的特性.     

《招魂》、《大招》与祭祀

《招魂》、《大招》是楚地祭祀歌辞。通过考察《招魂》、《大招》,试图寻绎其中的祭祀文化因子:招魂的源起、招魂主角巫祝的职能和事神的方式、门祭和人祭。     

《招魂》"自招自魂"的美学分析

屈原作为<招魂>的唯一著作权人,在今天质疑得少了.但其中"谁招谁魂"问题,依然存有异议.而"谁招谁魂"事关对屈原<才召魂>这一被司马迁高度重视和评价的作品的读解;进而影响到对伟大诗人屈原的全面认识.而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新的审美分析,就会比较全面地论证<招魂>并不是招楚怀王死魂,而"自招自魂"是合理的与可信的,进而形成对这部伟大作品初步的一种审美认识.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招魂》管窥

《招魂》为屈原所作,抑为宋玉所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归屈原者,多引司马迁《史记》本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近时郭沫若、马茂元等少数学者主其说,惜论证尚嫌疏略。主归宋玉者,多承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返之     

也说屈子为傅

读《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屈原曾任楚太子师傅》一文,颇有同感,惟觉证据稍显单薄,愿补证助成此说。亦有一二不同之见,提出来求教于作者、读者。1、“导夫先路”在《离骚》中,屈原始终是以一个执策驾御的“先导”形象出现的。所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所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也是一个历史形象。在《招魂·乱     

《招魂》疑义新辨

《招魂》系屈原在楚怀王死后为怀王招魂所作。“幸而得脱”隐喻怀王囚秦时曾逃脱一次,“修门”是寝宫之门,庐江在湖北宜城北。《招魂》乱辞描述游猎场景,意在劝谏顷襄王勿沉缅淫猎,应以国事为重。     

近五年来楚辞研究论文总目(1986年～1990年)

小引一、本索引按年代为经,以内容为纬。每年的具体排列顺序为:楚辞、屈原(屈赋)、离骚、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歌、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二湘、二司命、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招魂、卜居、渔父、远游、大招、宋玉、九辩、风赋、其他。二、目录体例:论文目录/作者//刊名.年.     

屈原未遭“放逐”考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桔颂》《招魂》《离骚》《哀郢》等是他的代表作。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屈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的放逐生涯紧密相关,没有屈原晚年放逐的遭遇,就不可能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然而,关于屈原放逐的时间地点,事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放逐”,《说文》:“放,逐也”,“放”与“逐”同义。《小尔雅·释言》:“放,训弃”,有弃置不用之意。可见“放逐”是赦罪宥免,从轻发落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它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放”是死罪改为活罪的一种处分。二,在执行时,经常是把罪人放逐到异国,并且多是当时边远国家。楚国是有这种刑罚的。《春秋·昭公八年》载:“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昭,放之于越”,于越即后来的越王勾践之越,说明放的地方是荒远之地。经考证,屈原一生中并未遭受过刑罚而被放逐。至于传说中被放逐的地点:(一)汉北(二)陵阳(三)南楚就更不存在了。要澄清这一历史事实,推翻前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