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先验幻相”

康德认为,当人们用有限的东西去规定无条件的无限的绝对的整体时,就会产生"先验幻相",这在人类理性思维中是必然的和不可克服的.正因为如此,康德的"先验幻相"揭示了人类思维的矛盾运动和生命力.这不仅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现代人的思维也是一个重要的启迪,从而体现了其内在的合理性.     

论康德先验幻相理论的意义及对后世的影响

先验幻相理论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辨证论的分析中,为了说明人的认识产生谬误的必然性时提出的,具有探讨理性本性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扫除障碍的本体论倾向,在康德哲学体系申居于关节点的重要地位。先验幻相理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非理性主义思潮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反形而上学倾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研究先验幻相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形式逻辑的界限与自我实体幻相的先验根据——兼析康德对“第一谬误推理”的批判

理性的灵魂学说竭力要证明关于自我的一系列知识。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是实体。对此康德是这样阐释的:自我不在感性直观的范围内,它根本不是实体。因此,自我存在于知性的范围以外,我们凭借知性不能形成关于自我的任何知识。同时凭借知性企图认识自我,只能依靠形式逻辑。但形式逻辑是有限的,它只适用于经验知识。因此,三段论推理服从的是知性同一律法则,它不能形成关于自我的真知识。由是知性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只能依靠先天综合判断。而关于自我的知识全部是分析命题,因此先天综合判断不适用于自我。     

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及其辩证法意义

康德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混淆了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原则界限,把自在之物当成了可认识的现象,于是便产生了“先验的幻相”,并为其所欺骗。与之相应,康德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展开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学说,赋予理性矛盾特有的形式,破除了旧形而上学的独断迷梦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促使黑格尔比较全面地从多方面对矛盾进行更深入地探讨,“二律背反”学说达到了消极的辩证法,成为达到黑格尔的积极辩证法的桥梁。     

时间与先验思路

西方哲学史上 ,对时间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沿着客观和主观两个方向进行。代表人物分别是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汀。西方哲学史上也存在着一条先验思维传统。在这一运思方式下 ,对时间的思考往往倾向于主观的理解。本文主要通过厘清先验思路和主观时间的起源 ,并且就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在先验哲学中对时间问题所做的解释进行一番梳理 ,分析这些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承继性 ,力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康德:“先验自我”及其问题

"先验自我"作为"经验自我"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具有统摄"经验自我"的能力,表现为先天统一的表象能力;另一方面还是统觉综合统一性的要素。虽然康德对"先验自我"的阐述有合理之处,但它依然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先天综合判断过分依赖于先验自我,从而导致其先验逻辑的主观性;第二,先验自我无法达到对"物自体"的认识,仅能认识现象界中的事物,势必造成物自体界和现实的分裂。     

自我的消解与确立——康德“先验自我”研究

旨在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的康德所而临的严峻挑战来自休谟彻底的经验主义。康德所开辟的先验路径可谓是前无古人从“我思”命题入手,通过区分“未定知觉”与“已定知觉”,先验地消解“自我实体”;并抓住逻辑说明与玄学规定的区别揭示出理性心理学循环论证的背谬,他证明,“我思”绝不包含“我为实体”,“我”仅仅是思维之所以可能的“先验形式”。作为伴随一切概念的原始统觉的“先验自我”第一次被如此确立起来,对象的存在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而获得一种新的牢固基础,“哥白尼革命”的支点正在于此。     

康德对“我思”的理解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但他的"我思"模糊不清,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康德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自我理论。详细考察康德对笛卡尔"我思"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的自我理论澄清了笛卡尔"我思"的模糊与含混,并解决了笛卡尔理论的一些困难,把人类对"自我"和知识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非形式主义的先验哲学——海德格尔“形式显示”方法的发生逻辑

“形式显示”是早期海德格尔提出的一种现象学方法。关于这种方法与康德所开创的现代先验哲学的关系,学界存在长久的争论。事实上,海德格尔对康德兼有继承和批判,因此形式显示实质上依然是一种先验方法,但“先验”这个词在此被重新定义。他沿着先验主义的道路,对传统先验哲学的形式主义作了进一步的还原,最终达到一个原初的实际生活经验领域。总之,形式显示展示了一种非形式主义的先验哲学的可能性。     

“消极能力”与“心斋”“坐忘”

英国浪漫诗人济慈提出的审美“消极能力”与庄子的“心斋”、“坐忘”的思想,有颇多近似和可以比较之处     

论费尔巴哈“我欲故我在”的本体论证明

费尔巴哈通过对“我思故我在”的批判 ,回到“我欲故我在” ,确立了“我欲”、“我感”和“我爱”的权威 ,也就确立了感性的人的权威 ;他并且认为这就是哲学探讨的“事情本身” ,是他的人本主义的出发点。这表明费尔巴哈哲学已经具有了现代性。但是 ,费尔巴哈的所谓感性依然是“哲学家”的感性 ,所以他并没有“回到事情本身” ,回到人与自然 ,“我”与“你”的原初统一的感性活动。     

“合成谬误”趋势下中国外贸发展绩效与战略调整

随着出口导向型战略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普及,外贸发展的"合成谬误"趋势凸显。中国贸易条件在"合成谬误"趋势下进一步恶化,外贸增长的福利损失增加。中国进出口贸易需要战略调整,以规避"合成谬误"和推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城市化进程中的“二难推理”与“统筹”理念

今天世界和中国都在经历着不可改变的城市化进程。然而,人们对于城市化进程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人们向往城市,向城里涌;另一方面,人们又厌恶城市,想回归乡村,向往"农家乐"。换句话说,城市化既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又产生了社会问题与不和谐因素。因此,有城市化进程中的"二难推理"。在认识论中,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以及人们还不能完全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常常会出现认识两难的情况,亦称"二难推理"。所谓"二难推理"也叫"两刀论法"。由两个假言前提和一个有两个选言肢的选言前提构成的推理。因为有的"二难推理"反映左右为难的困境,故称。[1](P5)在"二难推理"中观察城市化进程,会有矛盾和对立,甚至导致"不可知"论。然而用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观念认识城市化进程,就能确认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和城市化进程对于实现人类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康德“第二类比问题”再探——基于两种因果模式的区分

康德关于因果性的论证主要集中在经验的第二类比部分,但该部分论证却引发了国内外研究者持续不断的争论。分歧就在于,第二类比是仅仅证明了每个发生的事件必有一个原因,还是同时证明了同类的原因必有同类的结果?以往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大都预设康德接受了休谟的因果模式,且康德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休谟进行了回应,即认为二者共享相同的理论背景。正是由于这种研究范式,使得问题一直处于争论状态。要解决这一争论,关键就在于指出旧有研究范式的误区,区分康德与休谟的因果模式及理论背景,以此考察第二类比真正的论证目的。     

知识、科学与自由：“理性建筑术”的三重维度探析

建筑术的原意是用“原则”统摄“杂多”的系统化方法。在康德看来．人类理性按其本性是建筑术式的,纯粹理性从先天原则出发,依照内在目的拟定出一个“完备计划”,并在其展开中统摄各种“构件”形成体系。理性建筑术作为先验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康德解决“知识”、“科学”与“自由”等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问题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证明了"我存在"以及"我的本质是思维的东西"，进而把"我存在"与"我的本质"等同起来，构成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梳理"第二沉思"中的论证结构可以阐明"我思"与"我在"之间的关系与"我思故我在"的具体内涵。通过对于这一命题中自我关系问题的分析，"我思故我在"可以被重构为更加符合逻辑的"我思考我在，故我在"。在此基础上，"我思考我在"这一前提中的两个"我"需要被视为同一主体，且其指代范围应当被限定为纯粹思维。     

“疯狂”中的思想交锋——德里达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

福柯试图书写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在德里达看来,疯狂的历史不可书写,疯狂自己不能陈述,而用理性之说又如何能说出疯狂呢?试图写出疯狂史,那意味着要确认形而上学的根基。福柯要进一步写出自笛卡儿开始的理性对疯狂的排斥历史,但德里达则认为笛卡儿的“我思”并没有排斥疯狂,而是说即使在疯狂中我思也依然在思,我思并不惧怕疯狂。这是德里达对理性更深层的反思,也使德里达随后对理性主义及其形而上学历史展开解构具有更充分的基础。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阶段还怀着结构主义的整体性野心,而德里达在那时则破除结构主义;福柯后来转向系谱学的方法,这可以看到他与德里达更靠近的地方;德里达也有更加面向现实的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达成和解。他们各自开启的不同的思想进向,使后结构主义具有更广阔的思想场域。     

经验之“是”与先验之“是”的逻辑断裂——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历史中的一个问题

作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实事求是"在经历了"唯物论"和"认识论"两种解读方式的过程中,以"经验"和"先验"的对峙,铺叙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这个问题演绎的中国版本。而经验之"是"与先验之"是"的逻辑断裂,则导引了经验解释原则和先验解释原则在哲学教科书并存的现象,由此导致了一种顾盼于经验和先验之间的混乱哲学观。在特定的哲学语境下,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在"中国化"的历史中被改写。"实事求是"命题的理论嬗变,不仅构架了历史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旋律,而且以"问题"的方式,催逼人类理性必须在走出经验习性和先验企及的矛盾困惑过程中,用时代的精神谱写出形而上学的现代音律。     

论“先验”因素在人的认识活动过程中的作用

在习惯性思维看来 ,“先验”的概念只能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 ,如果仅局限在观念的层面 ,这一看法是不成问题的。但是 ,当我们把思维的目光转向现实社会的人的认识活动时 ,就不难发现传统先验论的“先验”概念仍然有着它的客观依据 ,并且是以“思想客体”的形式得到呈现的。当然 ,这种所谓的“先验”在本质上来说只具有相对中的绝对和绝对中的相对的意义。这是唯物辩证的认识论从现实的人的认识活动出发解析“先验”概念所必然得出的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