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系统内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村庄共同体虚无化、人际关系理性化以及城乡一体化,导致现代乡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直接要求乡村法治建设和纠纷解决机制做出回应和调整.立足当前农村系统内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通过分析农村系统内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农村系统内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之法理探究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人类和睦相处、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在纠纷主体的个性与共性、纠纷解决的自治性与规则性及纠纷客体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等矛盾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多元化.和解、调解与审判既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三者在解决纠纷的功能与效果方面各有优势与不足.和解、调解与审判三者相互配合,形成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体系,是妥善解决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理性选择.     

暴力的弱者:对传统纠纷解决研究的补充——基于东北某市监狱的实证研究

民间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法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及研究国家—法—社会关系的有力切入点。传统纠纷解决理论重点探讨纠纷如何被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模型。东北四所监狱的调查数据显示:存在被既往理论分析长期忽视的一类纠纷,它们无法被例行化的解决手段所消化,最终溢出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成为国家暴力治理的对象。这类纠纷不能被消化往往是出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原因;其中很大比例属于上行纠纷,发生在相对经济地位较低的服刑人员和相对经济地位较高的受害者之间;大部分纠纷的行动者对于法律之外的制度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也缺乏参与感。这一类纠纷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家—法—社会分析模式提出了挑战。     

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基于2005 CGSS的法社会学分析

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性的认识及观念,中国社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规范主义法律意识与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并存的多元化特征。经验研究表明,法治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对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有一定影响。法律权威意识越强,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概率越低;人们越是把法律当作工具,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的结构扁平化特征及两极化趋势与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的宣传有一定关系。因此,研究它对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仍具有重要意义。     

主客体互构与当代中国农村纠纷解决

主客体互构理论认为客观的社会结构与主观的行动者是相互作用、相互构造的。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农村纠纷解决研究,文章一方面指出社会结构对农民纠纷解决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认为农民纠纷解决的观念与行为通过形塑纠纷解决机制,进而影响社会结构。     

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国家法的作用

国家制定的<物权法>强制性规则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其具体规则与农村社会实际相结合.由此,分析现阶段农村物权纠纷类型与成因,成为问题剖析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法学者应承认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有限作用,协调制定法与习惯法分工协作;另一方面,执法司法者也应提升民众对国家制定法的信仰,包括国家应提供充分且畅通的纠纷解决途径、解决法律形式与实质正义的冲突.唯此,才能尽量消弭专业的国家制定法与社会常理认识的差距,提升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实效.     

农地纠纷中的乡村权力与权威——对一起农地纠纷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起农村土地纠纷案例的调查分析,认为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缺失是当下农地纠纷频发的基础性宏观体制根源.因此,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应该把出发点放在重构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上,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不断出现的农地纠纷,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论环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语义及其运用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利益冲突与纷争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的社会,因而建立环境侵权多元化解纷机制,在维护司法解决纠纷权威地位的同时,探索与"诉讼途径"相补充、相衔接、相配合的环境纠纷解决渠道成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主题.在充分认识和发挥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凸显行政调解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中的功能,通过立法赋予环境侵权非诉讼解纷机制法律效力,进一步作好环境侵权非诉讼与诉讼机制的协调与衔接,进行多种解纷机制的优势统合,从而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     

和谐社会目标与纠纷解决机制之调整

纠纷的科学治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要实现此项内容,建构和合理整合纠纷解决机制是基础和前提.明晰社会政治形势对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质要求是设置合理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而准确理解诉讼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则是科学整合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备条件.为实现和谐社会的治理和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融合,必须以民主法治为主线,同时重视道德的作用,做到法治和有条件的社会自治并重.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研究

纵观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解决的法规,不难看出,我国主要是通过行政机构采取调解、仲裁及行政复议等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在这种状况下,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效果不佳,存在着诸多的负面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缺陷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实际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本文拟就如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缺陷和完善进行探索与研究.     

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问题解析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方式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裁决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的多元化体系;纠纷解决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诉讼效益的本义与特征

法学家们已经证明法治社会里,直接表征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和社会秩序状态的不是纠纷和诉讼发生的数量,而是诉讼机制对于纠纷的排解能力和效果.[1]诉讼效益则是衡量一个国家诉讼制度对纠纷排解能力和效果的主要尺度.从形式上看诉讼效益具有多样性、客观性、综合性、目的性、不平衡性等特征;从内容构成上分析,诉讼效益由诉讼目的、诉讼利益、诉讼效果和诉讼机制等要素构成.要提高诉讼效益,必须校正诉讼目的,提高诉讼机制发挥功能的条件,改善诉讼机制运行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本文主要对诉讼效益的概念和形式特征进行探讨,诉讼效益的内容则另外行文研究.     

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际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际纠纷对该地区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在解决机制上自成体系并有相应的特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际纠纷解决机制上可以分为调解型、诉讼型和军事征伐型,在解决机制上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政治投机性和承认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特点.     

凉山彝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及其流变与法治化归引

凉山彝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曾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在彝区后发、被动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以其形式上的灵活性在自我调适中更紧密地契合于社会中,也在整个社会价值紊乱、缺失的转型期有恶性流变的趋势,对统一法治建设构成挑战。因此,克服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消极作用,在国家统一法治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法治化归引路径,建立起适合彝区的有效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凉山彝区社会秩序的稳固及国家统一法治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转型、关系距离与城市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探讨纠纷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定量研究表明,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对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仍然存在影响。但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城市居民的关系格局介于“差序格局”与“自我中心网络”之间,由此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与传统乡土社会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除了关系距离之外,纠纷类型（包括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与不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也会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基于定量研究的结果,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尽力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分发挥社会型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理念下司法ADR的构建

在纠纷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即ADR体系逐渐发挥出其优势.与此同时,面对矛盾的多样化,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高度期望推动了法院在功能上的拓展.在建设和谐社会时期,为满足社会纠纷的解决在司法上的需求,加强对司法ADR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的界定,探寻司法ADR构建中法院角色的转变及制度的完善,方能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应有的效用.     

农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当前农民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或策略上,优先选择村委会,而传统家庭及其它传统权威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逐渐减弱;调解依然是农村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人们之间的关系距离、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对纠纷解决方法的选择存在影响.     

农村社会稳定:现存问题剖析与实现机制探求——基于制度主义的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现代化转型期,农民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与重塑,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直接威胁到农村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文章在考察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其产生、发展与预防、协调和解决机制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提出建构农村社会稳定机制的思路.笔者认为,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实现,需克服当前碎片化、刚性化、缺位化和错位化的制度缺陷,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化、韧性化的农村社会稳定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镇村两级调解组织的纠纷解决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在乡村社会中民间纠纷的种类和数量也产生了诸多变化。通过对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镇村两级人民调解组织对民间纠纷的调解档案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乡村社会中民间纠纷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纠纷、房屋宅基地纠纷、劳动纠纷、损害赔偿纠纷、轻微刑事案件纠纷等几大类上。镇村两级人民调解组织在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的同时,为处于急速城镇化的乡村化解了大量纠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