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初期京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论“京派”与“海派”创作的话语边缘性

20世纪30年代,"左"倾政治话语借助社会的中心主题———革命,成为时代的权威话语和主流话语。"京派"与"海派"对文艺功能的认识、对文艺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要求,都与左翼主流作家有较大差异,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注重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性话语。这种话语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特征,不可能被时代普遍认可与接受。     

关于历史剧创作问题论争的考察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是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多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热烈的讨论.不同时期的争论层出不穷,高潮迭起,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长卷中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舆论界关于史剧创作问题展开的影响较大且富有启发意义的争论主要有三次,即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争论、60年代初的争论、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反思与争论.     

论沈从文文化偏执引发的文艺论争

沈从文的文化偏执、政治态度与文艺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而文化偏执决定了他所采取的文化视角，局限了他对当时政治是非与文艺曲直的思想认识。     

“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

“海派”出现的历史背景。“海派”散文是“五四”后期至四十年代末出现于文坛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历经转型期、追新期和由俗写雅期三个阶段的变化。它作为典型的文学商品化环境的创作,面对文化市场的冲击,在创作态度、主题取向、文化内质、美学格调诸方面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风貌,但无不与商品经济相联     

文化合力与理性超越——浅论萧乾小说创作与京海文化

萧乾的小说创作受到了京海文化的共同影响.本文阐述了萧乾与京派、沈从文和巴金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重在阐明萧乾对这两种文化的吸收、融合与再创.     

全球“狂欢”与海派形态

狂欢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巴赫金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它的特点是:1.无等级性;2.宣泄性;3.颠覆性;4.大众性。本文在指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狂欢事实以后,从“世界性因素”的角度,比较分析了西方当代与上海当代的狂欢类型。强调了本土意识的重要性,倡导努力追寻一种狂欢的海派形态。     

文化合力与理性超越——浅论萧乾小说创作与京海文化

萧乾的小说创作受到了京海文化的共同影响。本文阐述了萧乾与京派、沈从文和巴金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重在阐明萧乾对这两种文化的吸收、融合与再创。     

沈从文都市小说与海派小说的趋同性

沈从文与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分别以书写湘西乡土生命与描摹沪港市民生活而著称的作家。素来关于他们的比较往往侧重于他们差异性的方面。其实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海派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对上海的情感是爱念与诅咒的二重审美复杂难解地纠葛在一起的。从时间意识上看,乡土是中古世纪的象征,而都市则是现代社会的象征,他们写作中的乡村描绘和乡土情调彰显了其胸中隐藏的怀旧情结。他们也都在其小说世界中构筑了一个淫荡肮脏的都市世界。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在迎接现代文明的时候必然深深体会到压抑的束缚。在京海作家笔下这种压抑以"现代"的名义更趋于强化。     

“海派篆刻”的商业性格

“海派篆刻”的商业性格十分鲜明,立足文化产业的角度,以初析海派篆刻艺术市场形成为切入口,通过研讨民国时期海派篆刻市场的润例、篆刻消费群体、民国市场经济对海派篆刻市场的影响等问题,可以梳理出商业经济与海派印人的创作心态及其篆刻风格的内部关联,从而进一步厘清“海派篆刻”商业性格的实质.     

“上海话”风波

早在“粤普之争”前，“上海话”风波就曾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一方面，开放前沿的上海人仍表现出对吴侬软语和海派文化的恋恋不舍；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对老上海人借语言排外的做法颇有微词。看似平淡的描写上海市井时的一句话，却引发了一场持久的风波。     

赵树理“问题小说”创作观批判

赵树理独特的“问题小说”创作观 ,既导致了赵树理在当年的轰动 ,又注定了赵树理在当下的落寞。这一创作经验启示人们 :只有既书写历时性问题 ,又臻于艺术胜境的文学 ,才有可能拥有恒久的生命力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论“海派方型周报”市民化的话语方式

本文是以24种＂海派方型周报＂为研究对象（仅在吉林大学图书馆存有原件）,揭示其具有市民化言说方式的特点,并分析其通过边缘化的时政新闻、奇趣化的社会新闻、个人化的时评、游戏化的文学作品来实现这一话语方式。     

“京”本义辨正

＂京＂字的本义,两部大型汉语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与《汉语大字典》均释为＂高丘＂。考察＂京＂在上古文献材料中的实物指向,有高大建筑、高丘、大仓、国都、都邑诸义。通过文字形体、语音演变、文献例证等分析手段,＂京＂本义宜确定为干栏类的高大建筑,其余皆为引申义。     

“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     

“海派唯美主义”——唯美主义的感官化与庸俗化

唯美主义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初始话语形态,与生俱来地存在着颓废与享乐、否定与肯定、高雅与通俗并存的内在悖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与特殊性以及“老上海”租界身份的微妙性等深层次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致使唯美主义在“老上海”的“理论旅行”中发生了享乐大于颓废、遁逸多于批判等消极性理论变异,某种程度上,“海派唯美主义”是一朵不合时宜的艳丽的“恶之花”.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翻译“论争”与“论战”——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交往的思想史考察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争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后因瞿秋白介入而升级为论战。这场翻译论争,有文学与语言的论衡,也有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面相。鲁迅、瞿秋白和梁实秋在翻译观的多层面相间游走,在公谟与私谊间转换,求同存异亦因时势而定。具体而言,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体现为技术主义、文化政治的偏重与艺术趣味的差异;瞿秋白和鲁迅、梁实秋的区隔有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势转移的旨趣分别。鲁迅和梁实秋、瞿秋白事实上存有翻译共识,即技术主义、文化对接与艺术品味的标高才是翻译的普遍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