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型政治:现代国家治理的运行特质

回应型政治是指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回应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公共治理行动的权力运行范式.其中,责任政府是促进政治信任、维系优良政治关系的主导力量,责任社会是铸造廉洁高效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平衡要素.促进我国回应型政治有效运行,需要确立管理客体中心主义原则,促进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能量正向转换;顺应政治现代化的潮流,寻求强政府与强社会之间的相对平衡;构建有效回应机制,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在公共物品供给上作出正确的时序选择.     

治理与善治：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它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凸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行性,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     

公共领域:一种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解读

公共领域作为公共利益的来源和民主表达的公共空间,先后经历了古代雅典的城邦国家、城市共和国、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及现代公民社会四种典型的历史形态和发展阶段,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体现出不同的民主特征.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形成各种不同类型公共领域的根源,而公共领域也随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完善的独立性和时代性的特征.     

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遁形模式的弊病与革除

政府遁形是我国当下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模式的典型特征,也是引发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私权主体与政府、开发商之间产生矛盾冲突的根源之一。在政府遁形关系模式下,往往容易出现公共利益限制的淡化和权力与责任相分离的弊端。应当重建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模式,即让公权力彻底退出应当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或者使公权力从幕后走向前台,使权力与责任相统一。     

社会需求、多元博弈、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逐渐衍生新的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这种新的利益关系一旦萌芽、生长、形成潜在新秩序,就转而向公共权力提出体制变革需求,进而要求国家法加以确认;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对社会新秩序进行确认时,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元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之“公共选择”过程。     

论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一中国当代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界有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当代中国首要的是应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或者说改革应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取向作为其总体目标模式。总之，社会须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以获取相对于国家的完全独立地位。这里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社会中，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合而为一，…     

行政国家的叙述话语

从本质来看,行政国家标志着行政规模的膨胀和行政权力的增强,并由此带来其与民主责任、政治控制之间关系的制度性重塑;从历史语境来看,行政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政府干预经济和高效管理的合理寓意;从思想渊源来看,行政国家建基于宪政体制框架,但沿用技术理性追求民主价值,两者内含着结构性冲突;从现实状态来看,行政国家实践是民主技术化困境的集中体现;最后,化解这一困境的方式,在当前公共管理中表现为多方位的全球政府改革浪潮.     

我国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的宪政之维

社会转型期的民生问题与中国宪政高度契合,民生困境是某些宪法权利未能实现的反映,故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强化宪政理念,推进社会主义宪政事业,其关键在于构建和实施具体的法律制度来控制政府的权力,确保公权力的正当行使,保障人权,以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具体路径而言,需要不断完善公民基本权利之规定;需要善于运用宪法解释方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     

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立足于社会与国家的历史考察,本文认为,国家产生后支配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并担当起社会的公共职能,这在市场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在市场这一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模式将从直接干预转变为情景控制。不过,通过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考察,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企业社会责任规避与地方政府社会安排

企业社会责任的规避与地方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回避与被动安排相关.其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优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对经济资本积累的重视优于对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视,政府对绝对贫困的重视优于对现代贫困的重视.处理社会问题的思路狭窄、财政手段软弱、经济动力缺乏、组织化渠道单一是地方政府回避与被动管理的主要原因.合理分摊政府之间社会支出的成本、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支出的比重、优化社会资本的"投资环境"、摆脱企业承担的"政府官员责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监管与政府监管并培育一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应成为地方政府强化社会安排的有效途径.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以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为分析框架

政治文明、社会资本是目前国内外探讨的两个前沿性理论问题,其中政治与文明的结合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价值诉求,而社会与资本的结合是现代公民社会运转的必然,二者是考察当下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两个视角。文章试图利用国家-社会-公民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关系,认为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是动态依存的,而二者依存的动力机制是提升公民资格,其中主要在于提高公民意识、增强公共精神、培植公民品德,因此,政治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资格的有机结合是理顺现代国家、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体三层次关系的介质,也是推动其全面发展的关键。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理论框架与制度优化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以便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国家与家庭关系是各国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当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主导责任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达成合理且有效的责任分工,以及如何优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功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既不应该是“去家庭化”,也不是简单的“再家庭化”模式,而是应该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家国衔接与合作”模式。为此,应该本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在民生建设领域积极强化国家责任,发挥好家庭在民生保障和服务中的作用,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国家与家庭在具体民生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协调实现国家与家庭的功能互补与衔接。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转型期政企关系演进与社会和谐:背景与前景分析

经济转型时期的政企关系异常复杂.在短缺的初始条件下,政企关系格局首先要确保增加社会总供给,以改善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物质条件.本文分析了中国政企关系演进过程中的多重变量,认为(1)为了防止转型大萧条,政府一边保持传统政企关系、一边培养新制度因素,曾经具有转型策略上的合理性;(2)政企关系"粘性"既有早期的保持社会稳定、和谐之效果,又会强化政府在要素市场的控制,为公权力干预企业行为预留制度、资源空间;(3)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是未来调适政企关系、保障社会和谐、加强人们社会正义感的必要条件.     

国家与政府：概念的再界定－－兼论国家与政府的区别

国家是在社会中享有主权的政治组织,政府是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国家与政府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概念的内涵上,而且体现在国家与政府各自的权力关系上。考察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公共领域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甘肃为例

明清以来的甘肃,在其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公非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且这些公共事业具有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形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三者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彼此合作、互相制约和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们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博弈关系。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论社会权力运行的规则

社会权力是介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的一种权力形态,它有着不同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运行的独特规则,这些规则具体体现在社会权力与国家、社会权力与个人以及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之中.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独立与自治;在与其他社会权力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竞争与合作;在与个人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交涉与互动.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