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与缺席间的困惑——论《青春之歌》中的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

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青春之歌》中李孟瑜即江华的提前出场及长时间缺席,可以看出《青春之歌》中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的不同形态及所表现出的叙事裂缝,这也揭示出《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在写作时的矛盾及困惑:到底是让卢嘉川与林道静演绎一场革命时代的完美爱情,还是让江华与林道静完成对革命时代爱情的完美讲述,成为作者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悖论式问题.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从“林道静道路”到“白灵道路”——对《青春之歌》、《白鹿原》的一点比较

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性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与《白鹿原》，在相关的革命叙事中，都带有特定时代语境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示出不同时代对“革命”这一中心话语的意识流变。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革命道路相比。《白鹿原》中白灵的革命道路似乎更具有普遍性：作为知识型的革命者，无论其参加革命的动因，还是遭受左倾路线迫害从而与之决裂的事实，更能代表这一类型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     

革命与女性的纠结——小说《青春之歌》的一种解读

由于时代的原因,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女性特征往往被弱化。小说《青春之歌》中,处于权威及主导地位的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但在"革命"的规范下,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女性话语,爱情则是女性话语的显现。     

青春的路

青春,这带火挟电的词,嵌进人生这篇散文最亮丽最关键的部位。闪耀着永不褪色的光环,给了我们的力量与激情。 青春,是生命的夏天。在这个火热的季节里,我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气宇轩昂…… 青春,是生命旋律的一丝美妙而易碎的颤音。我们,是生命之歌中高音区上高亢的音符! 青春,是难以通过而又必须通过的雷区。我们,要么做一个排雷勇士;要么做一个避雷智者! 刘胡兰、董存瑞、蒋筑英、雷锋……他们在青春韶华中义无反顾地倒下。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从他们倒下的地方站起,沿着他们倒下的方向起步,把英雄与楷模的青春之歌颂唱,把我们的青春用重笔涂抹。让这些永远不倒的青春的名称,丰碑般矗立于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为我们指一条阳光之路……     

从《两地书》看鲁迅许广平对真爱的呼唤

从《两地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鲁迅和许广平爱情婚姻生活的脉络，倾听到他们对真爱的呼唤与回应，寻见那洋溢着他们在“携手共艰危”的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沫相濡”的诚挚爱情，以及“革命的爱在大众”的爱情理念时刻显示着博大的人的关怀。     

“灵魂的改造”与“身体的改造”——从《青春之歌》看身体的现代性进程

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要经历一个“灵魂的改造”过程,可是从《青春之歌》这部地道的革命小说看来,灵魂的改造更深刻地表现为“身体的改造”。,《青春之歌》恰好展现了从“五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革命到阶级革命的身体改造和实践过程,是身体现代性进程的完整镜像,使人们看到了现代历史对于人的塑造的重要侧面。文章的论述是对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另一种解读。     

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现象

白先勇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热演两岸三地,走红大江南北,有着明显的白先勇个人因素。青春版《牡丹亭》是白先勇圆“文化复兴”的梦;白先勇制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因为《牡丹亭》是古典昆曲名剧,还因为他认同汤显祖的爱情理念,认同杜丽娘这位“情圣”的心理;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和演出,是白先勇追求完美的表现。     

现代知识女性的爱情三部曲——《青春之歌》元话语读解

《青春之歌》的复杂性在于多种话语并存,所以近年来的解构性重读把它拆解得四分五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立足于文本的具体分析,并把文本置于30年现代文学的框架和流程里加以考察,会发现“一女三男”——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情爱纠葛,是小说众多话语当中的元话语,其他话语都是在此基础之上的繁衍和再生。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林道静的“情史”其实浓缩了现代知识女性的“情史”,从“五四”到1930年代再到1940年代,爱情至上、革命＋爱情、情归革命的三部曲形态尽在其中。     

试论《青春之歌》与《未央歌》思想的同中之异

＂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青春之歌》向我们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北平大学生们富有激情的革命生活。同期在港台海外热读的《未央歌》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描写出抗战时期年轻学生的理想生活。两书都精彩地描绘出战火纷飞年代的别样青春。本文试图通过对两部小说的比较,探讨在不同文化影响下,青年人思想的相同与差异。     

仪式原型与革命叙事：《青春之歌》中的成年礼

在《青春之歌》的革命叙事背后,潜隐着成年礼这一古老的仪式原型。林道静面对接踵而来的人生挫折,最初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在江华等人的引导下,经历了“死亡”与“再生”的考验,最终完成了身份的终极转换,由一位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位共产党员。这一生命历程,正是古老的成年仪式在当代的置换变形。对《青春之歌》成年礼原型的揭示,有助于从文化层面深化对这部小说的认识。     

论《红楼梦》的多重悲剧性

悲剧性是《红楼梦》的总体审美风貌,其体现在爱情悲剧、青春挽歌、生命祭歌、人生悲剧、文化悲剧、女性悲歌和封建社会悼歌七重悲剧中。它们呈“网”状交织,构成了《红楼梦》丰厚的审美魅力。     

“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叙事——以《青春之歌》与《大学青春》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理性的规约下,大学叙事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反映30年代学潮运动的《青春之歌》,还是描写5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的《大学春秋》,"十七年"大学叙事都贯穿着共同的成长主题,即青年知识分子只有让个体生命的成长与民族国家的宏大事业结合起来,才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十七年"大学叙事中的爱情话语也不可避免地背负了过多的规定和约束,从而缺乏文学自身更多意义生长的空间和可能。在关于大学的想像中,虽然《青春之歌》不如《大学春秋》那样具有"切肤"的质感和生动的体验,但是二者都同样交织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两种不同的传统。     

青春版《牡丹亭》“花意象”的艺术功能

青春版《牡丹亭》在原著的基础上成功地发掘和创新“花意象”群，在人物塑造上以“花”装点人物外形，更以“花”描摹人物内心；在剧情建构上，该剧将“花”渗透到情节主线，使重要关目之间形成勾连和呼应；在舞台上该剧以“花”表现语言的诗性美，并营造空灵、绚烂的舞台情境。总之，青春版《牡丹亭》通过“花意象”建构了一个丽花幽情的青春世界。     

革命与爱情——《沉沦》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比较研究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表现青年人的悲剧,表现青春迷惘的母题方面都颇为相似,但两部作品又各具特色。从主题上来说,《沉沦》更偏重于性的“革命”,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偏重于“爱情”;在内容上,《沉沦》更多地发扬了抒情传统,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多“史诗”的成分;从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沉沦》更为现代,而《少年维特的烦恼》较为传统。     

致青春——《少年巴比伦》中“救赎”对主题意蕴的凸显

《少年巴比伦》是路内早期青春小说的代表,写的是以路小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青春印记,折射出的却是那一代人在青春期共同的成长与爱情、欣喜与无奈,以及对过往遗失的美好的怀念。"救赎"是这部小说的基础主题,首先是青春的自救,接着是女性的救赎,最后是爱情的救赎。     

《边城》重释

1934年沈从文重返故乡,情愫兼生,既有物是人非的惆怅和感慨,又有对坚强执着生存的乡民的同情和尊敬,还有对外来经济、政治势力入侵所造成的湘西民风的渐变、国民性的改变等的愤慨。这种复杂的情感倾向,影响了《边城》的写作,造成了《边城》主题的多义性和叙事的含混性。翠翠的爱情悲剧,与老船夫的"不作为"实在大有关联。沈从文的人道主义情怀深藏于边城山水风俗画表相之下的命运感伤喟叹之中。沈从文从边城出发,经过18年漫长的奋斗,终于得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而未得的"名誉,金钱和爱情",算是北京城里的成功人士了,尤其是与张兆和的成功结合,更是让沈从文时常产生一种不真实的人生虚幻之感,写作《边城》是一种必需的心理补偿,他的爱情本来应该是如故乡边城年青人无可逃避的悲剧命运那样,大佬、二佬和翠翠等人在小说中"替他活过一回"。"乡下人"痛苦的挣扎,长久的压抑,爱情的憧憬,受伤的灵魂,在《边城》写作中得以安妥。那种浓郁的"秋天的感觉""人生无常"的感喟,实在是对"现世安稳"的万千庆幸与心理补偿。     

《女神》的青春性

《女神》散发着扑面的青春气息。她的青春气息源自中华民族逢迎青春的时代气息。《女神》是中华民族在“五四”时期的审美意象。鲁迅意在暴露旧社会的病根，郭沫若心在中华民族“更生”的诗境里。因此，鲁迅笔下的艺术形象是“狂人”，郭沫若笔下的艺术形象是《女神》。     

《青春万岁》:从小说到电影

王蒙小说《青春万岁》从创作到出版,再到改编成电影,横跨"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不同文学史时期。契合与分裂构成了《青春万岁》从小说到电影之不同艺术形态转换的基本特征。小说《青春万岁》的改编,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内涵,具有文学史的"标本"意义。     

浅析《人生》的爱情悲剧——兼评高加林、刘巧珍的形象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坏给人看”。在《人生》中,不论是高加林和刘巧珍,还是高加林与黄亚萍,抑或是周克南与黄亚萍,他们的爱情都可算是悲剧。当然写爱情(更不要说悲剧爱情),并不是路遥的初衷。作者怀着极大的同情关注青年的命运,因为“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的他能够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着的青年,即使在他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般的宽容态度”。作者用心展现了这一悲剧发生的时代——“四人帮”刚刚覆灭,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展开,新的生活尚在酝酿、探索之中,而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处于最复杂最深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生》既是青春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