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剖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部分,在列举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之后指出,这些主要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加以剖析,弄清它在理论上的错误之处,这对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验,汲取深刻的教训,是有裨益的。     

正确理解列宁的先锋队理论——驳先锋队理论与群众史观矛盾论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列宁的群众观是“悖论式的群众观”，认为列宁一方面将群众视为历史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列宁的党的先锋队理论又在理论和实践中有意无意地漠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人民群众视为一种“盲目自发的力量”，并提出列宁的“灌输论”将工人阶级视为“愚昧无知”的群众，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变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事业等观点。[1]186从三个问题入手对此观点进行反驳以澄清列宁的先锋队理论。第一，驳工人阶级“愚昧无知”说；第二，党的先进性不意味着党“凌驾于群众之上；第三，党的先锋队性质不否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需要”不是人的本质

近几年,在理论界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了一种论点,认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并且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块胚胎的核心”,是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根据”,是衡量历史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也是“我们党现行经济政策如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成功的证明”,因而“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革命人道主义价值”。很显     

“生命线”是正确的命题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本来是早已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的科学命题,可是近些年来,有些人认为“这是个不科学的口号”,并提出种种非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个科学真理。认真学习《决议》,正确理解“生命线”的科学意义,澄清某些认识是非,对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世宗一代的政治和汉族人民起义问题

尚钺同志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第二五○页说:“金世宗时期,是金人所谓‘郅治’时代,但汉族人民的反抗暴动和起义的记录特多,较大的起义有十多次。大概金人统治的其余时期,因为政治紊乱,无记录可寻。”仔细研究金朝历史的结果,我们觉得这段话是不完全符合于历史事实的。尚钺同志的这一论点,大概是承袭着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的论点而来的,而范文澜同志的论点,又显然承袭着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的论点而来的。二十二史剳记卷二八“大定中乱民独多”条说: “金代九君,世宗最贤,……然二十余年中     

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现实主动性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理论依据。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一度盛行的“精英政治”理论直接或间接地冲淡甚至否定了上述理论的研究与运用。因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澄清。     

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再评价

<正> 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多年以来,受到史学界广泛重视、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曾经被赋予超越科学限度的评价,甚至肆意美化拔高,加以现代化和无产阶级化,造成很大的混乱。最近一个时期,可能出于拨乱反正的良好愿望,有些同志又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消极面”。有的说“客观上农民战争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有的说农民战争还有“对社会人力、物力的严重破坏”作用。有的甚至断言农民战争“阻碍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我们认为,为了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行全面的分析,作出科学的论断,是必要的。但采取简单的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反过来把农民战争说成历史发展的阻力,就是欠妥当的了。对美化拔高的极左观点,前一阶段已经进行过剖析和澄清,今后还有待进一步肃清。这里,着重针对“阻力论”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意见。由于这个论点是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     

论中国古典意象论与西方“意象派”的区别

近几年来,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历史的误会”:“意象”一词只是英文image的译名,许多文章都提到“意象”学说是“洋货”,是舶来品,是在西方“意象派”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文艺理论。为澄清这种“历史的误会”,有人针锋相对地论述过我国美学史上有关意象理论的发生和发展的问题。然而,光是这样做还不够。要更加有效地澄清     

我国民族关系的由来与发展问题

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历史特点及其特有的内在规律性。作者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应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区别;多民族的中国是中国务民族在历史上逐步实现统一的;所谓中原正统和古代各民族无法往来等论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文章还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杂居、近百年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动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试论杜牧的党派分野

杜牧的党属关系究竟如何?对此学术界仍有很大分歧。大多数人把杜牧划属牛党;张采田则认为他只是“右牛党者”;清代王士祯更为他鸣不平说:“党牛怨李君何与?青史千秋有至公”;目前仍有人提出杜牧是“非牛非李”的超然人物的论点。我们认为对这一分歧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也认为仅仅满足于党属的结论是很不够的,还应该     

就评价班固与《汉书》问题与冉昭德同志商榷

在评价班固与《汉书》的问題上,冉昭德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论点,并陷入重重的自我矛盾之中。例如:他一方面承认班固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说班固“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也作出某些真知灼见的判断”,班固“对事务的看法,不偏执一端”等等。他一方面承认在《汉书》中记载了“大量客观存在”的“五行迷信的     

《《岳阳楼记》的历史考察》质疑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王瑞明教授写的《〈岳阳楼记〉的历史考察》一文(见《求索》1986年第3期,以下简称王文),引用了不少史料,试图证明这样一个新奇的论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与历史有很大的出入,是“粉饰太平”;滕子京是个“贪官”,范仲淹不仅“一再为他开脱罪责”,袒护他“逍遥法外”,还“对犯有贪污之罪的滕子京深表同情”,是有“是非不明”之玷的。我们认为,“王文”的历史考察是片面的,因而其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我们也从“历史考察”提出质疑,以与     

略论修正主义的两种形式

修正主义包括右和“左”两种表现形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认为,修正主义只表现为右的形式,不表现为“左”的形式;把修正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划等号,而把“左”倾机会主义看成与修正主义无关的两回事。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根据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是完全必要的。     

储蓄存款是“驯虎造益”,不是“养虎贻患”

储蓄存款是“养虎贻患”的理论,在中国经济界“统治”了很长时间,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银行有很长一段时间把储蓄业务视作附带业务,没有给它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从有计划的产品经济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得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银行也从大一统的财政“大出纳”变成多家专业银行并存的、具有一定独立自主经营权的新银行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一些金融专家学者,对储蓄存款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反思,向储蓄是“养虎贻患”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论证储蓄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一条重要渠道,银行应充分发挥这条资金渠道的潜力作用,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建设服务。从此,储蓄业务在银行逐步得到了“器重”和发展,使它成长为今天银行信贷活动的支柱。然而,“养虎贻患”的论点至今仍时而在金融的理论刊物或报刊上复现,顽固地干扰着储蓄业务的扩展,这说明“养虎贻患”的理论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笼中虎”仍使一些人胆战心惊。对此,很有必要“养虎贻患”的论点进一步予以澄清。     

略论“六大”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

1923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代表大会,正如周恩来所说:“总的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六大”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统一全党思想和推动中国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六大”对中国革命所起的第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正确估计了革命形势和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方针.     

也谈“卡夫丁峡谷”

本文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历史实践只是从原则精神上证实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的论点；而马克思研究俄国农村公社所引出的俄国在若干设定的条件下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论点则由于历史条件的极大不同，不能作为现实社会主义选择的具体理论依据，不能把两者作简单类比，不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就是“卡夫丁峡谷”论点的现代实现形式。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光辉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在建国后的头七年所实现的伟大转变,历史地结论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结论和表述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它对阐明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严整性,对正确地研究和理解党的历史,对科学地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也有些同志对《决议》的这一表述还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大理解或不同认识。有的说这个表述同过去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等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说这个表述没有过去的提法科学;也有的说不知道这个表述是什么意思;等等。为了共同学好《决议》,正确领会其精神,就自己的理解谈点看法。     

关于对曹操评价问题讨论的综述(二)

全国史学界对曹操问题的讨论,本刊1959年第四期曾作了一次综述。最近两三个月来各地报刊又发表了几十篇讨论曹操问题的文章,绝大多数肯定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争论主要是集中在黄巾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曹操的屯田政策问题、曹操是否是民族英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为了便于读者对曹操问题讨论的参考,将争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撮要予以综述: 黄巾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在曹操与黄巾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反对郭老论点,一是基本上同意郭老论点。比较多的人不同意他的“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以及“把黄巾进行组织化”的论点。如罗耀九指出:农民起义的目的是希望有属于     

正确理解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对《试论劳动功能价值实体》一文的商榷

<正>《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发表《试论劳动功能价值实体》一文,副题《新型劳动价值论初探》（以下简称《试论》）,内容新颖。该文在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价值实体是人类劳动这一本质问题后,对价值实体是“劳动时间”的观点提出疑议,提出了“劳动功能价值实体”的新论点。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一新论点,对于多层次、多侧面地认识劳动价值理论,丰富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内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是有启发的。但是,作者王志华对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论”有误解,许多观点如不加以澄清,会使读者对马克思的理论产生误解。为此,本人就以下问题与作者进行商榷。     

对“机遇”的几点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方针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五句话。“抓住机遇”摆在首位,在基本方针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五大报告,一开头就用了四段文字集中阐述“机遇”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我党历史文件中,都是比较少的。因而,对“机遇”问题从哲学角度来一番理性思考,澄清人们在有关“机遇”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不仅有助于当前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而且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一、“机遇”的哲学内涵所谓机遇,是指对事物有着重大意义的客观态势,具体地讲是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