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城镇化"后东平湖库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

为了破解东平湖库区域镇化前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化策略之谜,本文着重分析了东平湖库区移民城镇化之后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分红运用的损失补偿原则.     

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我国人口城镇化都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在此基础上,从我国现存的外部制度和内在的经济发展方式两个层面分析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最后提出三项建议：一是中央应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革;二是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三是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应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去等。     

山东省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实践及启示

山东省近年来推行农民就地城镇化,形成了“两区同建”德州模式、“多村社区”诸城模式、“生态文明”蒙阴模式,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降低城镇化成本、避免拉美城镇化陷阱和缓解农村“三留守”问题等方面都收到良好的效果,对中国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户籍改革、职业培训、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三维向度:战略意义、意愿分析与路径选择

就地城镇化是不同于异地城镇化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种重要模式,是实现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在推行农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选择,积极探寻影响农民就地城镇化意愿的乡土情结、社会保障、城镇谋生能力、公共设施、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因素,需要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推进制度变革;塑造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农民就近就业难题;广泛开辟资金渠道,营造乡村生态宜居环境;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形成特色小镇,才能最终实现农民"人的城镇化"。     

城市化路径的实践与反思：从就地城镇化到激进城市化

苏南地区正在经历城市化路径转变,即从相对保守的就地城镇走向激进的城市化。通过对苏南A镇城市化路径分析,揭示了两种城市化路径不同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就地城镇化是村社主导的、以村庄规划为手段、以适应工业化和改善生活条件为目标的渐进的城市化;激进城市化则是地方政府主导、以“撤村并居”为手段、以土地指标和城市化率为目标的激进的城市化。政府推动的激进城市化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因其与地方经济社会结构不相匹配,从而面临资金、政治社会稳定、社区文化再造的困境。     

湖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土地城镇化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二者互促共进、有机结合。通过采用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对山东省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2006～2015年间,山东省土地城镇化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整体上处于失调状态;从区域角度来看,半岛地区、鲁西北、鲁西南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鲁中地区土地城镇化则滞后于人口城镇化,二者失调的状态区域差异特征也非常显著。两者失调主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超前而人口城镇化滞后,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城镇化融资的财税激励,城镇化扩张的土地财政依赖,城镇化投资的晋升激励,是土地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影响因素;而二元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福利支出责任的抵触情绪,农村家庭和农民个人因素的影响则是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的关键因素。确保进城农民迁徙自由化;推进农民土地财产物权化;健全市民化资金挂钩机制;提高公共服务化供给水平是促进山东省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     

就地城镇化理念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创新——以浙江省探索经验为例

村改居是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其治理方式没有摹本可参考.浙江省的村改居社区治理探索主要从完善社区平台建设、社区设施建设、社区制度建设及社区品质建设四个方面入手,在治理过程中以"民需"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社会的协作功能,通过共富和乡愁治理实现共建共享治理手段的落实.浙江的探索经验可以归结为:政府与社会有机协同的治理方式切合了基层治理的中国实际,顶层设计上的有序治理与居民全面致富有机结合夯实了基层治理的基础,强政府、强社会的最优目标突出了中国特色,"田园社区"的提出成为"城进乡不退"就地城镇化方式的新探索.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区域效应异质性研究——基于1990—2012年284个城市的经验数据分析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异步发展困局是城镇化发展中的难题,东部土地城镇化模式能否成功复制到中西部区域,从而有效地带动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呢？运用塞尔指数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分析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发现区域内部差异要大于区域间差异,西部区域差异明显要大于东中部区域,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加速扩张并没有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增长。并运用1990—2012年284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经验研究表明：土地城镇化显著拉动了人口城镇化进程,并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影响系数增大。从区域来看,东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具有拉动效应,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从城市规模来看,大中城市土地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小城市并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于人口城镇化的吸纳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西部城镇化发展不能简单复制东部城镇化发展模式,应实行差异化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战略,强化大中型城市对于人口的吸纳作用,市场与政府双重合力下的城镇化发展更多地要发挥市场机制,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     

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原因分析

运用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指标对2000年以后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全国及大多数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土地城镇化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重构和转移,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国家建设重心转移推动土地城镇化先于人口城镇化发展,国家城镇化战略实施、城镇化方针转变更有利于破除土地城镇化的制度障碍,行政区划调整、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削弱了土地征收征用的阻力,产业园区、新城建设等城市规划实践直接推动了城市扩张,社会转型加剧了失调程度、助推城市扩张。在今后发展中,土地资源瓶颈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可能会对失调起反向作用。     

中国应对城镇化新挑战须有＂新思维”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城镇化随之快速推进,并出现持续发展的趋势。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矛盾和问题,诸如民生保障、福利提升、结构优化、社会管理等,这要求我们反思城镇化发展战略,利用"新思维"来处理城镇化的问题,这包括重新规划城镇化发展战略,新建开发一批大中城市,调整城镇结构。同时,建立城市工作新机制,改变城市行政级别"终身制",并建立城市管理的新模式。     

“十三五”时期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研究

以五年规划为研究视角具体阐述了历次五年规划的城镇化建设情况,基于 L －Q 灰色预测模型对“十三五”时期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十三五”时期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势头良好,截至“十三五”末,城镇化率将达到64．26％,提前完成《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制定的目标,并具体分析原因。     

从传统城镇化走向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分析视角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然而近些年我国在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不但衍生出诸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的交通日益拥堵、人口不断膨胀、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差距拉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问题,而且也出现了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缓慢、城乡二元格局不断拉大、农村的"空心化"以及留守人口等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和思考,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也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美国新城市化时期城市理论转型及其启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发展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进入了以大都市区化为主要形态的新城市化阶段,城市呈现出离心式发展形态,政府对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干预力度进一步增强,开始出现大都市区管理体制的改革. 面对城市发展的转型,城市管理理论也对此作出回应,应运而生的多元主义理论对传统的精英主义提出了批判,推动了城市管理理论的创新. 同样处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转型时期的中国可以从中汲取有价值的启示.     

中国现代戏剧中的“出走”原型主题

出走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精神要求,因此成为中外文学重要的原型主题,并在中国现代戏剧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中国现代剧作家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惧出走的思维模式和感情定势,崇尚西方出走的文化传统和"在路上"的现代精神,在对现实使命的关注中满足对这一主题现实层面的表达,却缺乏形而上的探索.     

新型城镇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个解释框架

针对新型城镇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治理方略问题,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合法性逻辑与有效性逻辑。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型城镇化的合法性源泉,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新意”,城乡居民有更多“获得感”是新型城镇化合法性的核心,主动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合法性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国家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自上而下有效性的总规划师,资源配置的机会平等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自下而上有效性的核心,合理的体制机制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研究结论表明：以有效性来累积合法性是可持续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跑警报”背景下的西南联大教授

1938—1941年间，在日军对昆明的频繁空袭下，“跑警报”成为联大教授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西南联大的部分教学研究机构和教授们疏散于昆明城郊各处。同时，日军的频繁空袭严重影响了昆明的物资流通，致使物价飞涨．生活费用大大提高，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为衣、食、住、行而奔波。在“跑警报”中，联大教授有的从容．有的狼狈；他们或以读书，或以闲聊来消磨躲警报的时间。难能可贵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竟然从“跑警报”这种在日军空袭下不得已的生存方式里，找到一些生活的乐趣，体会出些许积极意义。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县域金融创新研究

新型城镇化需要新的县域金融。县域金融作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力量,必须随新型城镇化的新需求而创新。当前,县域金融服务新型城镇化存在体制、信用、供给和人才等方面的困境;创新县域金融服务新型城镇化应该更新县域金融发展理念、创新县域金融产品与服务、优化县域金融创新环境、建立县域金融创新的保险制度、加强县域金融人才和信用组织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为本城市的评价研究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并需要尊重城市居民的切身感受。从居民感知视角,设计出一个以人为本城市的评价模型,以来自重庆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安居感、乐业感、社会交往、认同感和归属感五个维度、二十个测量指标构成的以人为本城市评价模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适合于城市以人为本属性及其程度的评价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