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创新与精神现代化——专访王岳川教授

一重绘时空本体论——中国崛起与文化创新机遇问:我注意到:新世纪以来,您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更多地与"中国崛起"这一当代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您是如何从一个较大的全球化语境进入到当代中国文化创新问题的?答:无可讳言的事实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跨入全新时代,作为当代人文学者,有必要重新思考崭新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这个"崛起大国"的文化身份、未来道路和文化命运。     

“中国模式”的中国阐释——一种基于文化的视角

中国崛起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表征中国崛起的事实的本体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作为探求中国崛起之道的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仍在建构之中。西方关于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的解读差强人意。正如国际性的现象需要国际性的阐释一样,"中国模式"也需要一种中国的阐释。只有从文化角度切入,才能深入"中国模式"的内核。从文化视角考量"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意指一种软实力的崛起。让世人理解"中国模式"并产生一种新的认同感,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     

乌托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多维度探究——董四代学术思想述评

董四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从"现实"与"理想"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之根,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阐释民生主义与中国传统理想主义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一个明显特色。作为矢志理论研究的学者,他注重学科交叉与方法论上的创新,从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关系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命题与价值取向,提升了学术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之路

一、中国崛起与文化创新 胡淼森:我注意到:新世纪以来,您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更多地与"中国崛起"这一当代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您是如何从一个大的全球化语境进入到中国文化创新问题的?     

简论中国的“和平崛起”——基于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视角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关于中国崛起的方式也成为众多西方学者热议的话题。无论是从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来解读,都说明了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符合国际利益和国际体系发展要求。     

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文化与文化身份认同是时代社会产物.在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或其菁英与统治阶层,透过行为实践而创造"文化"及各种"文化身份认同",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区分.因此当中国人已非"夷戎蛮狄"环绕下的"华夏",国家"公民"亦非皇朝天子统治下的"百姓",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亦当有一种新理解.此新理解非后现代学术下的"解构"可达成;后现代学术忽略结构、延续与传承,并以"近代"割裂历史,在现实层面也造成不同文化体间的冲突.因此,应进行一种反思性研究,透过此研究建立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知识,可深化吾人对中国之"过去"与"现在"的了解,也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让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具有现代性.     

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兴起于上一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性别研究逐渐取代妇女研究而成为学术界主流。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通力合作,在理论、方法及资料上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女性主义学者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牺牲品形象,而还原了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他们又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探讨性、性别及两性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试图找出中国妇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压迫与受歧视的根源。现在的新倾向是,西方学者开始放弃西方中心论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妇女解放理论,而注重在第三世界内部寻找构成妇女受压迫及两性不平等关系的特殊因素。     

从历史发展的视野看中国发展与崛起面临的国家安全状况

将"安全困境"视为大国崛起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与现实阻力,是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新现实主义的一贯逻辑与基本论题.然而,用以探究中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互动关系时,国内现有的诸多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确定认知和以偏概全的疏漏,在尚未系统、全面地对中国崛起的源头和历程进行考证与回顾、甚至对于"安全困境"的概念缺乏深刻认知的前提下,简单而论"崛起的困境"致使中国崛起阶段性模糊不清,"安全困境"历史感欠缺,缺乏总体与全局性的历史把握.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着手,对中国发展与崛起进程中"安全困境"的状况、特征及原因进行初探.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东方学术创新”“中国学术创新评论”栏目稿约

<正>本刊长期辟有"东方学术创新"栏目,现新开辟"中国学术创新评论"栏目,欢迎国内外学者赐稿。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观念大解放同时又是思想全面整合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全人类新文明形成的时代。一方面中国古老的传统文明面临着现代性的彻底转型;另一方面全球化形成了真正的世界历史,超越     

爱默生的中国情结

爱默生他对中国的看法很复杂。因不理解,我国一些学者未能理性客观地给与评价,而是简单批判。大度地从历史的而非当代的角度、纯学术的角度加以分析,会发现其偏见源于无知,而慷慨的赞誉源于真学者的求实精神与宽阔胸怀和对中国的了解。在他对中国的困惑当中还隐含着他未意识到的嫉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五维解析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对这一论断可以从五个维度进行理解和解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维度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境界;从历史维度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新跃升;从实践维度看,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课题的新领域;从体系维度看,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从文化维度看,彰显了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新活力。这些解析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托尼的中国研究及对费孝通乡村研究的影响

托尼的社会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被低估甚至被忽视了,他对中国的研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也影响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研究,典型的是费孝通的乡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托尼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托尼与费孝通共同的研究传统就是历史视角、整体视角,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农村,无论是从一般学术意义上,还是具体的中国当前农村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继承和发扬这一研究传统,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驳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总体上发展比较顺利。近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双边关系在不断推进和深化,两国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然而,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俄实力对比差距、中国自身的失误及国际舆论的蛊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主要表现为“中国崛起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崩溃威胁论”三种形式。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共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文章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文学史理论及方法研究、文学主题或母题演变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历史演进与人文话语之流变研究,各体文学演变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研究等议题,多方面发掘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价值,取得了可喜成绩.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德治”与“法治”传统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过去曾有儒、法斗争贯穿始终之说。而学者们则更多地认为儒家道德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最具核心意义的精神。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儒家与法家互补、"德治"与"法治"兼重,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政治结构,也可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质。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其予以科学分析,能获得多方面有益启示。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试析现代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生成

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生成对加强中外文化对话交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一直伴随着学科话语的自我反思,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众多中国学者从中国形象与西方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关系入手,对中西文化交流中生成的中国形象进行描述和阐释。文明互鉴视域下的文化空间引发了现代中国学者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觉醒,促使其反思传统学术,拓宽比较视野,重视文本对他者的想象性建构。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中国学者始终坚守中国人的身份立场,以文明互译的形式开辟出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新路径,推动了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     

主持人语

<正>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以经济建设和地方发展为目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摧残的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化逐渐得到相关地方政府的重视,尤其是地方学者、文人加入了其所在地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掘,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方面军,也是当代一重要文化现象。从学术角度看,此现象有利有弊:一方面各地区地     

作家文化心态综合研究的新成果——评龙泉明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

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态探讨是一个崭新的学术课题。近几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文化研究的深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注意从作家的文化心态上去研究现代文学。但总体来说,这种研究还局限在个体或局部上,而客观综合研究则是相当薄弱的。龙泉明的专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