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甘肃省环境压力的影响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分析了甘肃省环境可持续性动态变化特征,甘肃省环境可持续性状况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并以1998年为分水岭,之前,人类生产消费活动处于环境承栽范围之内,此后,出现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且总体呈显著的上升趋势。同时。万元GDP生态足迹以较快的速度递减,表明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且潜力依旧巨大。以1991—2006年甘肃省生态足迹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人口数量、经济（人均GDP）、社会（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等人文驱动力对环境压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增加,富裕程度的增强都将不同程度地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而产业结构的适当调整能有效减轻环境压力。     

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了1990-2010年工业化进程中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然后采用STIRPAT扩展模型,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了人口、消费、技术及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3hm^2增至2010年的1．3699hm^2。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长沙市培养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2）人口增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导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而人均万元GDP生态足迹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的降低。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长沙应降低人口负荷,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推进工业化的成效,强化技术和服务支撑。     

我国人口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的分析

本文首先估算了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区的CO2排放量,同时通过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相结合,运用工具变量控制了这两种模型的内生性,全面客观地对我国各省区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城市化水平与CO2排放量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和年龄结构是推动我国CO2排放的主要人口因素,而大的家庭规模可以抑制我国的CO2排放;此外,收入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也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其他重要因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表明,上一期CO2排放量对当期CO2排放量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     

城市旅游生态足迹动态分析——以宝鸡市为例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对陕西省宝鸡市2001年、2004年和2007年的旅游生态足迹分别进行了测评。计算出宝鸡市2001年、2004年和2007年的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分别为0．081543hm^20．064396hra^20．05492hm^2。结果分析表明：1．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与游客量不呈正相关关系：2．影响城市旅游生态足迹总体变化的关键因子主要有旅游流的数量与方式、旅游者的消费水平和结构、旅游者的空间行为和旅游目的地（景区）的利用与经营发展水平等因素;3．旅游饭（酒）店的能源生态消费实际上比建筑生态消费大。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游客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对高星级饭店需求的增加．这种规律有弱化的趋势。     

基于生态足迹的生态盈亏平衡分析——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生态足迹方法是一种度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指标,通过估算维持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和同化人类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面积即生态足迹的大小,并与给定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生态盈亏平衡分析,来衡量研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生态足迹方法从人类需求占用角度为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提供了较好的测量方法。当一个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时,出现生态赤字,生态赤字表明该地区生态安全受到胁迫;当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时,则产生生态盈余,此时认为该地区生态系统是安全的,人类的发展处于可持续状态。可见生态盈亏平衡分析可以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预警作用。     

人口预测的方法比较——以生态足迹法、灰色模型法及回归分析法为例

人口预测是城乡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陕西省汉中市人口预测为例,运用生态足迹法、灰色模型法及回归分析法,对2015年汉中市总人口进行预测,并针对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基于生态足迹分析的预测所得汉中人口规模偏大,其原因在于生态足迹分析的本质——环境容量;灰色模型预测所得结果较为保守,其原因在于原始数据序列经累加生成后发展趋势稳定;回归分析预测结果居于二者之间,其原因在于综合多种不同的回归模型,人口变化发展趋势较为灵活。     

西部地区农民进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陕西省21县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的进城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年收入、离城镇距离等对农民进城意愿有正向影响。婚姻状况、家庭承包土地数量有负向影响,而性别、年龄、技术、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社会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吉林省农村地区为例

生育意愿是对生育时间、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等内容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会受家庭条件、居住环境、文化水平、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结合东北地区农村群众的生育观念,仅从农业大省的角度分析社会因素对农村家庭生育性别意愿的影响。影响吉林省农村生育性别意愿的社会因素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对男性的依赖。吉林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的分散经营生产模式没有     

吉林省生态人口容量研究——以2002年为例

测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量,评估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的模型叫做生态足迹模型,这是一种用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有效方法。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纷纷开始将其应用于对生态承载力的计算。而一个区域生态人口容量的确定取决于区域生态承载力与区域人口对生态资源的需求。吉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其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的协调尤为重要。     

中部地区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五普"、"六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口流出的角度分析中部各省人口流出的变动特征,结果发现21世纪以来中部总体流出人口规模增速虽有上升,但相对全国有所放缓,中部各省中流出人口规模大的省份有流出人口规模增速放缓的趋势,而规模小的省份有增速加快的趋势,中部省际流出人口的流向选择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效应,流向分布以湖南、安徽和江西最为集中,以山西、河南最为分散。基于2002²012年面板数据建立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发现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中部地区总体经济增长具有微弱负向影响;中部省际人口流出不利于缩小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此外,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人口流出总体上降低了第三产业GDP产值比重,相对增加第一和第二产业GDP产值比重。中部地区经济水平的相对落后导致中部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出,而人口流出又进一步阻碍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强对中部经济发展的重视,缓解中部大量人才外流现象,同时中部人口流出对各省的影响不一,政策制定还需因地制宜。     

影响流动人口流动间隔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以深圳为例

本文利用2004年深圳市封闭小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构建并测算了流动人口的"流动间隔",同时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影响流动间隔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居住在封闭小区中的流动人口,其流速已经明显减弱;经济利益诱导和社会关系状况显著地影响着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而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流速的快慢.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研究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居民生活消费的直接与间接能源消耗已超过产业部门,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运用STIRPAT模型,研究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从人口与消费视角探讨碳排放问题,将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碳减排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提高低碳技术水平、控制人口规模、引导居民消费模式的合理转变将成为控制工业化进程中碳排放的有效手段。     

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以兰州市为例

本文通过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分析兰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数据,探讨影响兰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该研究结果表明,在与兰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相关的各种因素中,经济生活满意度、文化程度、物质生活设备、健康状况以及养老保障是主要影响因素。本文最后通过总结和讨论,进一步指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还应把关注点拓宽至微观因素、观念因素等方面的内容。     

基于VAR的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关系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的经济现象,以重庆市为例,将人口流动、经济增长归入统一的逻辑框架,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研究后认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在滞后期范围内构成了Granger因果关系,最后提出了VAR模型框架内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口政策与治理路径。     

失业保险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以厦门为例

本文采用厦门市失业者登记信息数据库的数据,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失业保险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失业前月工资收入、失业保险发放期限和失业保险发放标准会影响失业者失业持续时间。     

老年人对社会照顾方式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利用浙江省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4年4月对浙江省5个城市老年人养老意愿做的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对生活照顾方式的偏好做分析。采用多变量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状况、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四个因素对老年人照顾方式选择的影响作用。家庭状况对老年人照顾方式的选择最为显著,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但个人特征对老年人对照顾方式的选择没有明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未来老年人的照顾方式作预测,发现非正式照顾的选择有所下降,正式照顾以及居家养老逐渐得到老年人的青睐。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影响——以生活方式为中介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将生活方式作为中间机制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影响相比于二者关系的检验要相对匮乏许多,已有的研究大多针对发达国家样本。论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与人口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不但直接影响健康,也通过生活方式间接影响健康;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吸烟、饮酒和体育锻炼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大于对健康体态的影响,教育与职业是影响生活方式和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家庭收入对两者的影响较小。     

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效应分析——以内蒙古阿拉善移民为例

以生态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理论思辩和质的研究方法,研究了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效应问题。通过对阿拉善孪井滩的实证研究表明,阿拉善移民取得了保护生态、反贫困、促进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良性效应,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效应,包括生态退化、社会文明危机等。本文的研究对正在广泛的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移民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部地区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中部地区面临着诸多制约其长远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其中人口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是中部地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因此,统筹解决区域人口问题,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和生态环境,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半干旱地区农村妇女素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以甘肃中部地区为例

本文利用甘肃中部地区10个贫困县的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村妇女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与农村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半干旱地区恶化的水环境和农业环境以及较差的庭院卫生等对农村妇女身体素质都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农村妇女低下的文化素质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有不同程度的制约。因此,农村妇女素质提高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