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之路:梁启超的“政体进化论”思想

梁启超在清末反对革命共和,在民初又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对梁氏的这一政治态度,学术界多强调其"多变"的政治性格,而对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似乎关注不够。对国体和政体关系的认知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一直主张在既定的国体之下逐步实现政体改革,在清末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民初则维护共和国体;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力图阐明政治制度与民主宪政演进的一个规律:国体固然可以采取"革命"的方式迅速发生变更,但政体却必须通过"进化"的过程才能逐步完善。     

百变不离其宗:梁启超宪政思想新论

梁启超的具体宪政主张因时而变,但其宪政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宪政实现途径的过渡论和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究其原因有二: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作为其宪政思想的目的,将具体的宪政主张视为手段;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深受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的过渡论呼应了他所处的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遽烈的过渡时代。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融贯了他所谓的"保守心"与"进取心",既保持了其思想的连贯性,又能与时俱进。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论护国运动中的梁启超

论护国运动中的梁启超丛曙光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史学界对其策动护国运动的动机、与护国运动的关系及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历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传统观点认为他是“大搞军事投机”，“以利将来夺取政权”“。“反袁是假，拥袁是真，只是称帝...     

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理论建树,构成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该问题作为中国宪政模式的核心问题渐次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成型,进而成为梁启超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设计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以梁启超宪政思想为对象,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路线——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予以了清理和归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把握梁启超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思想主线,而且其对于转型期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民初国体政体理论脉络下的“共和”争议

清季以降的流行认知中,共和兼具“民为主”与“民主之”的双重意涵,但若细究源于欧美日本的国体政体学说,共和是否必然与帝制对立以及代表民权,实颇有争议。民初尝试共和,因缘派系政治、权力竞争和政见立场的差异,各方各派纷纷援引国体政体学理争辩共和是否主权在民、如何实践主权在民等问题,衍生多歧共和言说,表征着共和的待定与悬浮。洪宪帝制运动期间,帝制派借用区分君主、共和与专制、立宪为国体政体两个范畴的观念,制造共和国体与立宪政体的紧张关系,巧言变国体为君主可置换立宪政体,实则既不敢明言尊君权的真实意图,也无法说清君主国体之下的立宪政体如何实现民权。由此可见,君主政治已难以自证正当性,共和主权在民的原理是近代中国政治不可逆转的趋向。经过轮番的共和争辩,有识之士认识到共和未必与民权对等,主张明确定义并慎用共和概念。随后Democracy观念的引入,正好弥补共和概念模糊含混的方面,凸显中国共和政治的民主任务,因而顺势取代共和,成为中国思想政治新的关键概念。     

转型时期美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启示——评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

梁启超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交变之际所孕生的伟大人物之—。梁启超不能被忽视,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且还是学术意义上的。人们潜意识中普遍认为他的学术研究不过是他政治隐退后的避难策略,因此不予重视,不愿深入研究。但是,当你阅读了金雅博士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之后,你就会知道这种误解是怎样地障人耳目,遗珠憾人了。在介绍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的主干时,金雅抓住了四个概念,即梁启超所说的“趣味”、“情感”、“力”、“移人”。这四个概念实际上是梁启超在整个艺术美学论中所锁定的美学范畴。趣味是核…     

严复“筹安”考

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公开批评辛亥革命道:“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并公然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随之,“筹安会”发起,其宣言把矛头直接地指向了辛亥革命,说:“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长此不     

日本天皇制神国思想形成历程简论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军国主义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其形成乃是受其灵魂载体神道神国思想所支配与支撑。天皇制神国思想也经历了古神话神道阶段、复古神道之国学、江户水户国体论、国家神道等诸形成历程,天皇制亦随之勃兴起伏而“万世一系”“天壤无穷”。天皇制所谓“神道即皇道”的“神皇一统”之“国体的精华”的本质又决定其无不充满军事侵略性。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一君万民——近代日本宪政与国体的互生共融

对于近代日本政治,学界常将之视为民主宪政势力与封建保守势力并存对抗、二者此消彼长的过程,宪政与国体亦被视为相异质的内容。近代日本宪政与国体在产生、发展的互动过程中,树立天皇权威的同时,基于一君万民伦理道德而确立国体、展开宪政,二者互生共融。大正德谟克拉西有助于政党发展、推动宪政深化,但普选、民本主义与天皇统治相融合,造成了民众的缺失与国体精神的强化,与随后“国体明征”运动、法西斯统治有密切关联。1932年政党政治结束后,为克服宪政危机,美浓部达吉提出“圆桌巨头会议”,而“国体明征运动”则提出一君万民政治,欲充分融合宪政与国体,但在此情况下,任何承担责任的政治主体都会被批判为“幕府”“奸侧”,宪政与国体皆遭遇危机。     

以译举政——梁启超译介行为价值取向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旨在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泽介西方文学作品,旨在表达政见,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     

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探微

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学从伦理学与宗教神学中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的非道德政治观主要包括人性恶、国家观、君主专制和君主霸术四个方面。文章从社会背景、马基雅维利本人的教育背景及他的从政经验三个方面来说明他的非道德政治思想产生的原因。并以国家利益这个“大善”为出发点和着眼点,说明马基雅维利主张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思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太平天国的国体与政体论略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史学界颇多争论,有“农民政权”论,“封建政权”论、“转化”论等等。这些观点,各有所据,各有其理。持“农民政权”论者,多以其国体为依据。持“封建政权”论者,多从其政体来剖析。笔者认为,必须就太平天国的国体与政体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分清主次,抓住本质,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公允的结论。 一个国家的国体,是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政体是它的政权构成形式。政体与国体互为表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国家这个矛盾体中,国体与政体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国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体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政体受国体制约,并与之相适应,这是一般规律。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国体相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但都体现着一定阶级的专政,其实质是一致的。 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国家的政体性质与国体性质不符,发生矛盾,这就叫做政体与国体不相适应。这样,在国家这个矛盾体中,互不适应的国体与政体这两个矛盾的方面,相对立而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逐渐转化。太平天国就属于其中之列。     

梁启超小说中的惊人预言

1902年,梁启超创作并发表了“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这部小说中,梁启超惊人地预言清王朝将在1912年垮台,新的共和国将定都南京,新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将是一个叫“黄克强”的人。而且,他还预言世界将出现中文热,将在上海召开“世博会”……     

梁启超"群"观思想初探

梁启超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但目前研究者在评价梁启超政治思想中有关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的观点时存在着很大的差致。如果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于梁启超和清末历史发展的理解。     

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问题争论中的角色

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的伟大思想家，在２０年代其主张以思想上的尽性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为特征，这个三元结构决定了他在中国的现实选择上实行渐进的社会主义立场。在尚未掌握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理论；而后来由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虽然从根本上否定了梁氏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路线，但也确实吸取了他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为敌、另一方面为友”的合理思想。历史证明：梁启超在２０年代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承担了“当被时所否定、被历史常记起”的双重角色；正确评价梁启超是正确开辟未来的需要。     

改良与革命两难间：梁启超参悟近代史发展规律——兼评自近代以来的改良与革命之争

近代社会客观地本能地同时存在两种需要、两种发展趋向,即改良与革命,它们是交织在一起是可以统一的.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反复,已经隐约感悟到上述的两种需要;但他更偏重于改良,对两种历史需要的理解有失偏颇.民初他主张在共和制下实行开明专制,无意间,已经找到了中国近代史两种需要的统一方式:先革命,在先进国体的外壳下,进行改良,实行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制度.在改良与革命的两难之间,梁启超已隐约参悟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     

先秦时期的君权起源论

君主是怎样产生的?是从来就有的?还是逐渐形成的?是“天命所归”?还是民众推戴?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君主?他有什么样的权力和义务?君主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最敏感,也是辩论最激烈的问题。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先秦时期是如此,在封建制巩固和衰微的后世也是如此。因为,对待君权的不同态度,直接关系到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阶级斗争在这个聚光点上总是非常耀眼地反射出来。清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