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文化认同论

大禹传说自产生以来,历朝文献广泛记载其事迹、民间广泛流传其传说,全国各地禹陵、禹穴等相关遗存星罗棋布,大禹传说在时间和空间上广为流布,其程度超越了任何一位上古历史人物。由于诸多原因,至今关于大禹仍然存在诸多迷雾,正因如此,历史上也存在诸多质疑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声音,尤以20世纪初以来的"疑古"派影响最为重大。本文正是从此角度切入,探讨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确立与经受的考验,认为,历史上对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对大禹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大禹传说异彩纷呈的根本魅力就在于大禹传说尤其是治水传说一直代表着中国农耕文明这一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     

从早期族群交流看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史实依据

大禹传说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有其早期史实依据,并且是以夏族群对周边族群的征服为基础的。此外,大禹传说在春秋战国以后逐渐丰满和地域扩大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大禹族群在治水或征战过程中的迁播是大禹传说地域扩大化的重要途径。其次,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华夏民族形成引发的民族认同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意识形态基础。最后,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祭祀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现实需求。     

论大禹陵的文化价值

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谁作为中华大地上的统治者,都对大禹和大禹陵充满了尊重和敬畏.从关中地区进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以东北少数民族身份入居中原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分别为大禹陵书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缋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的对联.大禹陵的长期存在,证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大禹故里再探讨

大禹故里问题可以从夏文化分布范围、鲧禹活动区域以及大禹治水区域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嵩山地区是夏文化的起源地,考古发现的新砦期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嵩山南北分布广泛,且有先后发展关系,聚落分布密集;文献记载鲧、大禹在嵩山周围活动,禹都阳城与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大禹首先在嵩山地区治理洪水,河济地区是大禹治理洪水的重要区域,但不是夏族的兴起地,综合以上分析,大禹故里在嵩山地区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尚书》所载的大禹

禹的出现,虽然以继承鲧平治水土旧业为职掌,却是舜继尧大业后首先任命的最重要的人选,足见其时洪水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程度。《尚书·禹贡》是禹治水取得成功之后,划九州,叙山川方位兼及物产贡赋及交通等情况的政治地理著作。     

继往开来深入研讨大禹文化内涵——“大禹文化与江源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大禹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长期以来深受海内外华人的敬仰，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流传至今，而他与都江堰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值得我们去大力挖掘和梳理。不少人误以为，都江堰市的历史是从李冰修建都江堰开始的，到今天共2261年历史。但是，实际上都江堰市的历史还应该有时间上的超越，不仅仅李冰治水，在此之前还有鳖灵治水，杜宇治水，大禹治水，尤其是大禹治水影响深远。关于大禹在诸多文献中都明确记载其出生在包括都江堰市在内的岷江流域，都江堰的治水科学技术都是大禹以来先民治水的智慧结晶。大禹治水从岷江开始，大禹著名的治水经验“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就发展成了今天都江堰的扇形水系，保证了成都地区的用水。     

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百年大禹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争

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大禹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位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关键性作用和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中国古史的问题,夏代和夏文化的问题,中国国家与文明的形成等问题,莫不同禹息息相关。而百年以来关于禹兴西羌、大禹治水、禹娶涂山、禹都阳城、禹画九州、禹铸九鼎、禹征三苗等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禹迹",以至于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大禹其人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重要分歧和论争。本文对百年来学术界关于大禹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争略做梳理述评,供海内外学者参考。     

九江、涂山、会稽考

大禹时的九江、涂山、会稽与战国秦汉以后的同名地点地望不同 ,大禹至春秋时的九江在湖南 ,涂山即会稽山 ,在湖南攸县一带。周穆王伐楚 (伐大越 )所至之九江及涂山之会的地望与大禹同。随大禹后代向北、东迁徙及楚吴、楚越及秦楚战争 ,楚国向东南扩张、迁移 ,吴越退至东南一隅直至灭亡 ,这些地名也一并移向东南 ,至秦汉设郡县 ,便依这些新地名     

大禹史传与文明的演化

大禹史传,文献记载丰富而驳杂。从先秦古史所载来看,大禹史传大致可归结为四个方面：禹兴西羌、大禹治水、攻伐征战、禹传子家天下。两汉以降,有关大禹史传的故事大量衍生,或转述古史,或人神杂糅,或相互抵牾,不一而足。而学术界对大禹史传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事实上,对大禹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中国古史所传人物及事件的讨论,它还涉及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实。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深刻揭示大禹史传在文明与蒙昧之间交织发展的演化过程,而且将揭示大禹开创中国文明史的历史过程。     

大禹"铸鼎象物"考

本文以为,大禹铸鼎一事值得重新思考."铸鼎"实现了先民信仰对象向中央政权的集中,而"象物"是灵的形象化,所象之物则使原来信仰的无形象的"灵"转变为有形象的鬼神.中国的国家雏形就是依靠这种对信仰的控制出现的.     

《尚书·大禹谟》禹征苗民一节文字的时代归属问题

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动摇了自清代以来梅赜《古文尚书》为伪作的定论。《大禹谟》禹征苗民一节文字的＂文德＂内涵明显有悖于儒家＂干羽以怀远＂的政治理想,《孔传》以＂损益＂之法曲为之说,证明《大禹谟》禹征苗民一节文字与《孔传》不可能产生于同一时代。从思想内容上看,《大禹谟》禹征苗民一节文字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的思想价值取向,应该属于先秦原始文献。     

“神”的历史足迹:宗喀巴神化传说的神话原型考

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因其在宗教上的卓越贡献而被称为"第二佛陀"。虽然宗喀巴从青年时期到圆寂,都是在西藏修行、完成宗教改革和著书立说,但在他出生地的丝路南线河湟段,流传许多对他神格化的民间传说。从神话的历史演进来看,上古时期是神话类型的发明期,历史时期是以上古神话为原型,对虚构人物或者历史人物进行神化的传播与传承期。考证宗喀巴神化传说中"神"走过的历史足迹,初民的原逻辑思维已经远去,多民族用上古神话原型不断介入地方历史,显现自己河湟段主人的身份。     

鬼谷子生地考

鬼谷子作为中国历史中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其身世始终是一个谜.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实地考证,结合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历史传说、鬼谷子祠堂、毛真人遂降鸞书等,断定鬼谷子身世,为鬼谷子的身世提供了新的依据.     

大禹和鳖灵——兼论治水神话的起源

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中,鲧、禹治水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虽然看不清这个神话的细节,但从古代文献的零星记载中仍然可以了解其大致轮廓:     

积石与大禹导河事迹再考

《尚书·禹贡》所言的"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积石"一地,应指今甘肃临夏的积石山。禹所居最早之地谓"夏",在西北,夏朝之名,应是据其所起始之地而得。禹导河至于积石,加强了与各部族的联系,有利于夏部落力量的加强。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浅论

“公冶长识鸟语”传说约产生于一千五六百年前。古代文献中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较单一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这个叙事中心来演绎故事。今天流传于民间的“公冶长识鸟语”传说 ,内容更加丰富。将其加以分类 ,大致有三 :一是关于公冶长获取识鸟语本领的故事 ;二是公冶长因识鸟语入狱 ,又因识鸟语出狱的故事 ;三是因公冶长识鸟语而发生的其它故事。“公冶长识鸟语”传说有着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

科学实证的历史研究通常把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起来 ,而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却对此进行了质疑 ,因为他们试图解构历史撰写的客观性。事实上 ,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 ,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 ,将两者对接起来 ,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从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 ,到现代实证史学 ,再到后现代史学 ,人们始终关注史料 ,因为史料是史家了解过去的惟一桥梁 ,只不过他们在如何了解真实的过去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并不仅仅表明学术史的断裂 ,同时也显示了一条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思想链。     

"牛郎织女"流变考

"牛郎织女"传说有源于河北鹿泉、江苏太仓、山东沂源、日本福冈、山陕蒙黄河河套等说法,但经考证表明"牛郎织女"传说孕育起源于汉水流域的襄阳、南阳.东汉末年、南北朝、唐宋和明清时期传说在这里不断发展演变并向中原和江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