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本末”冲突主题探析

《三言》、《二拍》通过对明代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 ,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本末”冲突这一时代主题。一方面 ,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崩溃 ,“农本商末”观念被改变 ,商人地位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 ,商人的自贱意识挥之不去 ,中国古代商业资本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封建体制所吞噬 ,大量耗费在田产购置和跻身仕途上 ,明代商人最终未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转型时期的新式商人群像--评朱英教授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如陶朱公等名极天下的大商人,也有如吕不韦等将“天下”收入囊中的巨贾,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商人更多的时候是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不仅抑制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壮大,也扭曲了商人群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形象。时至晚清,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式商人群体崛起,商人在经营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置之于晚清民初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式商人群体的兴起不能不说是鸦片…     

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

自足自给的小农生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因而商业不发达,商人社会地位低下而居“四民”之末。封建士大夫自鸣清高,瞧不起商人,鄙视经商活动,以为交易市场乃是尔虞我诈、嗜腥逐膻的肮脏地方,在士大夫和工商阶层之间横隔着一条很深的历史鸿沟。唯自明代嘉靖中叶以来,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结构     

商贾文学视野的商人情感世界

在商贾文学研究中,商人的情感世界是研究的重要课题。透析影响商人情感世界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四民之末”的身份地位。二是经商盈利的逐利习性,三是离家漂泊的特殊生活方式。援引古代商贾文学经典中体现商人情感世界的实例．佐证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着干研究商人情感世界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近代军人社群崛起与传统“四民”结构的整合──以晚清社会变迁为视点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下，基本上是土农工商与兵（军人社群）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土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末也够不上，军人社群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边缘位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土”与“兵”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土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土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这种深刻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笔者就以晚清时期“兵”的角色…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蒋文玲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趋势。至明代中叶，商业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商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士商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四民观中居于最上层的“士”与...     

明清以来徽州典当业在城市的分布和发展——以扬、宁、苏、沪四地为中心

在明清300余年中，徽商可以说是称雄于商界的一支劲旅。徽人何以在“四民社会”中甘当“逐末”之流?这首先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     

论近代上海商人文化的特征

沪商文化作为中国近代新型的商业文化,与明清时期出现的徽商文化、晋商文化有极大的不同,其显著的特点有：（１）多元开放性;（２）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义利观的束缚;（３）完全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的定位序列,使商从四民之末跃居四民之首;（４）竞争与创新意识较为突出;（５）具有较强的政治关怀     

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文化缺陷

中国古代科技异常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外环境存在着诸多缺陷。一、小农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的落后性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政策，力求“足食足兵”，对商人和工业采取轻视态度。在儒家文化中，虽然提到了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但又认定物质生产、商品交换及与此相关的技能、学术，乃是“小人”才从事的“末业”“小道”。“君子之学”根本不包括农、工、商等实际技艺。于是，“君子不器”成了儒门教规，也成了封建统治的强…     

浅论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兵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游离于“四民”之外的“兵民”群体，他们在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家族为纽带，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文化中，缺乏合理定位，以至兵民阻隔，结构失调，使军人难以获得“四民”社会的认同。     

中国古代商、钱观念与贾道散论

中国古代商、钱观念与贾道散论张振华关于金钱“有之未必热，无之必不然”，以及“无商不富”的道理，如今已成为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共识。但在中国古代，“农本商末”、重利抑商的思想却相沿不衰。于是，文人雅士耻谈“利市”财富，商贾贩夫厕身“九流”之末；“利出于...     

论“民权即绅权”——中国政治近代化历程的一个侧影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阶段，近代资产阶级还处在生命发育的襁褓期，因而无论是当时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都还未能把尚未成型的资产阶级作为“民权”的主体代表。而作为等级时代“四民之首”的绅士则轻而易举地成为“四民平等”时代的“民权”的主体。当时，“民权”是“绅权”的理论前提，“绅权”是“民权”的具体内容。     

试论明清之际商人的伦理道德精神

试论明清之际商人的伦理道德精神高建立十六世纪，中国商人已进入一个非常活跃的时代。由于晚明以来资本主义的萌芽，工场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经济贸易往来频繁，使得商业发展成为当时一个十分显著的社会现象，再加之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传统四民观发生了更为深刻的...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胡发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一直是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说其特殊，一方面缘在士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具有显赫的社会名望与地位，另一方面，作为识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他们既肩负着开创、转承封建文明，更担...     

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     

也谈秦代的工商业政策

秦始皇曾宣称“上农除末”①。一般皆认为，这是一种十分严厉，旨在重农抑商的政策。秦代的抑商政策是为保障其重农所采取的一种“由国家垄断的办法，把工商业严格控制在社会需要的最低限度”②。近来有些学者却认为：秦王朝虽然一面抑商，而一面又“对盐铁业及边塞商人实行特殊政策”，其政策实际是“有利于调整工商业的布局、开发山林川泽和发展民族地区的贸易”的③。这种观点对深入研究秦代工商政策颇有启迪，但其结论、对史料的理解和使用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此作些初步分析，以作为引玉之砖。一、关于所引史料的断代问题有些学者所…     

传统徽商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在距今80至400年的中国财富版图上，有一个绝对可以称得上奇迹的伟大商帮，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及商业的落后认知，将商人以一个集体的面目从“九流之末”从容地推向历史前台；他们将长远的商业巨利与磅礴的社会大义完美结合；他们将博学鸿儒的经世济国之志与社会民生的头痛脑热共融于一腔沸腾热血。他们就是近现代中国商业神话的缔造者——徽商。     

日本近江商人的经营

一、所谓近江商人近江是现在日本滋贺县的旧名,近江商人是在江户时代(1615～1865)被近江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人所称呼的名称,由于近江商人是与日本全国各地的商人相比,有着其不同的、特别的特性的商人,故得此名称。换句话说,所谓近江商人并不是单纯的“近江的商人”的意思。在江户时代,近江有许多商人,但不能都称此名,能被称为“近江商人”的,其特点是近江出身,家与家属都留在出身地,在其他地方开店铺,并赴该店营业的男人。这些男人们一年或二年回乡一次,一次住上一个多月。店里的男人们交替回出身地。近江商人的店铺遍布全国,却以关东地区居多,留在出身地的家属称为“关东后家”。所谓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