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十九世纪六十——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工商企业和军事、文教事业——即“洋务事业”;同时,这些洋务事业中,又聚集了一批从事新式科技、文化活动的新型知识分子——即洋务知识分子.洋务知识分子适应洋务事业对新式技术、文化人材的需求而产生,并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洋力事业是他们立足的基础,他们的命运与洋务事业紧密相连.同时,他们作为活动于洋务事业中的一支新生力量,作为洋务事业中新经济、文化因素的代表,对洋务事业也发生了一定影响.在洋务事业的创办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对唐绍仪集团的考察

唐绍仪集团多数生长在沿海，接触洋务较早，在洋务方面有不少贡献。唐绍仪本人，留学美国，与袁世凯为密友，曾担任总理。后与袁政见不同，转而拥护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后又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唐绍仪一生多变．很值得认真研究。     

论甲午战前的洋务困境

甲午战前,虽然洋务派试图努力开展其洋务事业,但事实上洋务事业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陷入困境:顽固派激烈反对和阻挠,致使洋务事业严重受挫或延误;大多数地方官员对开办洋务态度冷漠,致使洋务事业未能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朝廷对洋务缺乏足够的认识而未予以全力支持,致使洋务主张未能按计划开展.     

“道”不变,“器”各有所择——晚清清流派文化观概论

近代中国文化,由于鸦片战争所引来的“欧风美丽”的冲击,形成了传统中学与外来西学的强烈冲突,从而出现了时人对于西学或抵制排斥或吸收融合的不同反应。这样,“开新”与“守旧”两个对立思想的冲突,自然也在文化领域日趋明显地表现出来。清流派作为统治集团内部一个政治派别而步入蟓汪政坛,正值洋务思潮声势赫赫之期。该群体的思想对“洋务”新观念作出了何种反应?特别是他们的文化观其特征如何?都有必要作些探索,以期能揭示出晚清社会中的一个文化现象。清流派的“清议”最为活跃的时期,洋务思潮已影响及社会。这是由于洋务思潮以“自强”之声为先导,所以才随之逐步出现了“一唱百和,万口同声”谈洋务的局面。王韬曾说:“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但实际状况告诉我们,“人人皆知洋务”,仅仅是指人们对于“洋务”事物的外观有了一个极其初步性的     

李鸿章洋务教育思想论析

李鸿章是洋务旅的首脑，洋务运动的旗手。在其倾心致力的洋务事业中，洋务教育活动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本文试就李鸿章洋务教育思想的形成，涵盖内容及其特点作一粗浅概述，不当之处，尚析方家教正。李鸿章的一生，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迅猛发展，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对外侵略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者”。”西…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西学东渐”及中国近代开放观的演进

1鸦片战争后,由于西学东渐,怎样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以洋务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传统社会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探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时代的需要。从1861年至1894年的30多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不同提法。但他们多是用“本”与“末”、“体”与“用”这两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体与用和本与未,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命题“道”与“器…     

罗泽南及其弟子与"同治中兴"

罗泽南及其弟子为“同治中兴”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军事方面,罗泽南及其弟子作为湘军的主要将领,为清政府收复了大量的失地,对晚清兵制的变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们在各地普行团练以加强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罗门弟子中担任高官者还大力整饬吏治,积极兴办洋务,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文教方面,罗氏师弟在致力于维系社会风化的同时,兴办书院、义学,恢复科举考试,对于恢复战后地方文教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构成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主体。如果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古老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生可能还要推迟许多年。关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从总体上说,洋务运动并不是“中外勾结”,“华洋会剿”的产物;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并不是适应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需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它们在华势力的扩张;三、洋务派虽然雇用了一批洋员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但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洋员在洋务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全球文化观念

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突破．在重新审视中国和实际观照西洋的基点上，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天圆地方”、“中央之国”、“天下第一”等“天朝”神话中醒转，寻回和重塑中国的真实形象，率先实现了由“天下第一”到“全球之一”的心理变革．借助于洞察和思索，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可西洋“风教远胜中国”的现实，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认知范围的扩展促成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多元。传统的“天朝”观念所卵翼下的“华夷之辨”的精神围墙被推倒，一种崭新的文化多元思想日渐萌生并形成．中西文化“通”“同”说的出现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形成的一大标识，它从“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力主泯中西之界限，破中西之壁垒，以“同”求“通”，以西补中，由此实现对西学的延纳和中西文化的重构和整合．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了洋务运动的成败．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洋务运动的重要课题。 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     

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事业

电报局与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民用企业中经营得较有气色的两个企业。兴办洋务的干将盛宣怀曾将轮、电两局喻为肥壤,而将铁厂比作瘠土。盛宣怀说过,他之所以敢于承担张之洞感到棘手的汉阳铁厂,是因为有了轮、电两局的资本作后盾之故。“轮、电两局可资挹注耳”。但是,以往对电局的研究似嫌不够,例如有的《中国近代史》对电报事业的创办与发展只字未提,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提出的电报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洋务派的电报事业实际上由丹麦和英国垄断”等等论述也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电报局是研究洋务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应忽视。本文试图对电报事业的创立、发展及其性质、作用等问题作一些论述。     

浅谈洋务企业的用人之弊

洋务运动以数十年之久,创办大小数十个洋务企业,“糜款未尝不巨,用人未尝不多”,结果是“股本耗折,成效毫无”,连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李鸿章也不得不说:“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 洋务企业经营管理如此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所用非人而百弊丛生,不能不是其中的重要一点。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世界市场意识

“今之天下,一通商之天下”及“中外通商有益”论等命题的问世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市场意识形成的基本表征.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市场意识的基调是:振兴国内商务、参与国际竞争.围绕着国内市场的振兴,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在参照国际市场体制的基础上畅言机器生产拓利源、号召集聚资金兴工商、呼吁重商护商求富强,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建设性措施.与此同时,洋务时期的中国人也积极鼓动开展出洋贸易,开拓国际市场,并在多方面揭橥了商人素质近代化这一时代课题.世界市场意识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推动了以求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开展.     

论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

洋务运动主要首领李鸿章是一位“洋务”论者,也是一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及其在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不仅大体上复写了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也直接影响了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结局.     

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 ,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不仅从文统、道统两个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 ,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企业及其进步性

盛宣怀是清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洋务运动后期,因兴办民用企业而闻名华夏。他从1870年被荐入李鸿章幕后,即涉足于洋务民用企业的各个部门,几乎承包了洋务民用企业的经办和督理。有人说他:“且又独揽轮船、铁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他既是朝廷倚重的“不可少之人”,也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