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人的饮食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我国传统的两大主体文化。文章研究了适应游牧环境和游牧经济的牧人的饮食文化。牧人的肉食品、奶食品、茶文化和酒文化都独具特色,构成游牧文化的重要侧面。     

大庆文化形态之分析

大庆市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其文化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土著文化,即草原文化;二是移民文化,即农耕文化;三是工业文化,即近现代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大庆市在发挥工业文化主导作用的同时,要重视农耕文化,尤其要研究和重视草原文化的民族特性,从蒙古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文化、民族特点等实际出发,依托和借助于地域的和民族的载体与形式,使草原文化不仅在传承中发展,也能在与农耕文化、工业文化的交融中更新.     

汉武帝时期属国文化地位辨析

属国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特殊形式。汉武帝增属国,因故俗统治归降民族人口,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其中直接交融,形成当时两种文化交往最繁盛和草原文化保持最浓厚地区。     

蒙古在连结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的作用

西藏东部方向的文明地区,就种族文化与经济类型而言,明显地存在着南、北两大不同的民族系列,这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主要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系列和北方草原地区主要以众多的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系列。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这两大民族系列之间的冲突、对抗、融合与同化始终迭宕起     

布里亚特蒙古族及其研究概述

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布里亚特蒙古族是跨界而居的民族 ,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和中国。十月革命后 ,俄国境内的部分布里亚特人陆续迁居到呼伦贝尔草原 ,带来了在当时条件下比较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给这片草原的原有居民产生很深的影响。随着牧业体制的变革 ,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生产及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迁。     

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上都书写

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发达通畅,经过的地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多样,民俗独特丰富,游牧文化的都邑也随着从"蒙古国"至"元帝国"的转换而在兴起。上都既是流动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静止点,又是农牧文化集中交融之处,它所体现出的中国古代王朝中最具独特性的都邑范式,昭示了它所具有的纪念碑性的城市建筑群的意义。文人在对以上都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织而成的新型都邑文化的图解中,渐变式地交融、接受草原游牧文明。解读隐含在上都诗作背后的文人心态,可以进一步考察丝绸之路诗歌背后所蕴含的汉文化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真实理解,并由此谛视元人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静默草原

谁有过这样的经历呢？站在草原上，你勉力前眺，或回头向后眺望，都是一样的风景：辽远而苍茫。人难免为这种辽远而惊慌。在都市里生活，或是寻访名山以及赏玩江南园林的人，都习惯于这样的观察：眼光的每一个投射处，都有新景物可观。景随步移。然而草原没有。蒙古牧人前...     

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

辽代前期 ,契丹辽地主要是以畜牧经济为主 ,牧场遍布草原各处 ,畜牧经济一直呈上升态势 ;农耕经济区域虽因燕云地区的并入等而有所增扩 ,但农业种植仍是片片点点 ,无法与畜牧业相比。到辽代中后期 ,牧区变化比较平稳 ,官营畜牧经济屡遭打击 ,已繁盛不再 ;而此时的农耕区域却有很大变化 ,农业经济的繁荣 ,对辽代社会的进步及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草原怀想

静默草原 谁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站在草原上，你勉力前眺，或回头向后了望，都是一样的风景：辽远而苍茫。人难免为这种辽远而惊慌。 在都市里生活，或是寻访名山以及赏玩江南园林的人，都习惯于这样的观察：眼光的每一个投射处，都有新景物可观。景随步移。 然而草原没有。 蒙古牧人前瞻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他们并非欲看清楚天地间哪一样东西，而是想在眼里装填一些苍茫。 城里的人大睁着眼睛看草原，因而困惑。草原不可看，只可感受。 脚下的草儿纷纷簇立，一直延伸到远方与天际接壤。这颜色无疑是绿，但在阳光与起伏之中，又幻化出锡…     

农耕和游牧民族节日内涵中的秩序和力量比较研究——以春节和那达慕为视角

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中华大地上农耕民族的春节体现了农耕民族守秩序,讲道德的特色,而草原上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则体现了他们与马的关系,诠释了草原民族对力的追求。通过横向比较他们的节日,探讨节日背后的文明内涵,透视区域经济、民族性格、文化特色等,我们能真正体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农耕和游牧民族节日内涵中的秩序和力量比较研究 ——以春节和那达慕为视角

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中华大地上农耕民族的春节体现了农耕民族守秩序,讲道德的特色,而草原上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则体现了他们与马的关系,诠释了草原民族对力的追求.通过横向比较他们的节日,探讨节日背后的文明内涵,透视区域经济、民族性格、文化特色等,我们能真正体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宁夏有天下人──说说宁夏的移民文化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大家庭多民族共同生息、繁衍的地方。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处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织缠绕的宁夏地区，事实上已 经成为各民族东来西往、南去北来的汇聚之处。     

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

研究了一向为史学界所忽视的明代茶马互市的特点,即朝贡互市制和差发马制度。《1641—1793年中国西藏与锡金(哲孟雄)的关系》,论述了中国西藏与锡金王国早期交往的史实,是研究中国西藏与邻国关系的初步尝试。     

唐代三受降城述论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三月初,为防御突厥越河南下,朔方军总管张仁愿在黄河之北突厥故地营建了三座受降城.由于滨临黄河,容易遭受河水冲刷而损毁,加之地缘政治的关系,三受降城的驻地有过变迁.三受降城对唐代历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三座受降城连同周围的其他防御设施共同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御网,有效地遏制了突厥、回鹘等北方民族南下侵扰;唐政府在三受降城及其周围地区组织垦田,部分地解决了当地驻军的军粮供应、经费开支;西受降城成为唐王朝与北边民族互市马匹的场所;中受降城和西受降城对于保护唐王朝与北方诸族来往的交通要道起到了积极作用.     

更愿看到你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7月,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恰逢今年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牛羊肥壮,人们的心情也格外舒畅。今年的草原佳节那达慕不失时机的如约登场,感恩苍天赋予雨水,祈福牧人生活安康。我的故乡正蓝旗早已沉浸在淳厚的奶香和金莲花的芳香里,敞开怀抱笑迎八方来客,笑声和歌声从草原深处飘向远方。     

岭南瑶汉互市与瑶族生计模式转型

岭南瑶汉互市是瑶汉两族历史上曩重要的交往方式和经久不衰的经济关系.瑶汉互市加速了瑶族生计模式的转型,促进了瑶族商品生产的发展.瑶族生计模式转型刺激了圩市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瑶汉互市活动的繁荣,密切了瑶汉经济联系.岭南瑶族生计模式转型力度的大小与瑶汉互市程度的高低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力愈发达的瑶族地区,其生计模式转型的力度愈大,瑶汉互市的程度愈高.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阿巴嘎的牧民为何要“走场”——内蒙古边境纪事之三

曾经采访过许多牧区,记者知道草原上分春、夏、秋、冬四季牧场,牧民在季节变换之时都会“逐水草而牧”——转场。而这次在内蒙古边境的西部和北部草原,才第一次了解到在转场之外还有“走场”。那是7 月中旬在锡林郭勒市的阿巴嘎旗,副旗长宁布向记者介绍说,该旗北部边境一线的草原因为连年受灾,特别是今年遭遇五六十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草场退化、沙化,牲畜无草可吃,牧民别无出路,只得走场。历史上,远距离走场放牧也是阿巴嘎旗牧民抵御自然灾害的一项不得已的措施,牧民称之为“走敖特尔”。上个世纪50 年代以后,每有灾害发生,除旗内调剂好草场有计划地安排部分受灾牲畜走场外,还接受过邻近旗受灾牧民的走场牲畜。而走场到旗外的草场,主要集中在锡林浩特市、东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左旗、正镶白旗等地。灾情最为严重的年份,走场的牲畜占全旗牲畜总数的一半以上,有些苏木的全部牲畜都得走场。平常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走场则意味着世世代代养育牧人和牲畜的这片草原再也不能承担起这份责任,将自己的主人抛弃了。牧人和牲畜,都不得不另寻生路。草原和人及牲畜的关系,开始了颠覆性的改变。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     

清代蒙古族与汉族商贸空间的开拓与文化耦合

清代以来,蒙古族与汉族在蒙古高原开拓了广泛的商贸空间,并创立了具有特点的商贸运作模式,促成文化耦合。这是清代蒙古高原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与互动的标识之一。这一时期蒙古族与汉族商贸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是在面对世界资本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发生的。其不仅推动了内蒙古地域商贸文化的发展,成为今日实现城镇化的前奏,而且说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强势冲击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已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蒙古族与汉族在商贸文化的互动与合作中实现了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