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各具优势与局限,存在着互补互动、互激互励、互促互进的辩证关系。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社会的持续倡导和个体的能动自觉,也要靠法律支持、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法律支持是增强公民道德建设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因为法律具有一种制度性的优势,拥有道德所缺乏的一种国家强制力。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积极寻求法律的有效支持,合理把握法律对于公民道德建设支持的领域和限度,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的良性发展。     

论公民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各具优势与局限，存在着互补互动、互激互励、互促互进的辩证关系。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社会的持续倡导和个体的能动自觉，也要靠法律支持、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法律支持是增强公民道德建设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因为法律具有一种制度性的优势，拥有道德所缺乏的一种国家强制力。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积极寻求法律的有效支持，合理把握法律对于公民道德建设支持的领域和限度，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的良性发展。     

教师制度伦理与教师个体道德辨析

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现象,教师制度伦理与教师个体道德是教师伦理道德建设的两种表现形态。教师制度伦理和教师个体道德在主体、对象、目的、评价标准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教师制度伦理与教师个体道德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表现为教师个体道德与教师制度伦理互相影响、互为基础和前提;但教师制度伦理对教师个体道德具有优先性。     

民主政治进程中推进道德发展的法律制度安排

法律与道德是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体两翼。二者的良性互动,是巩固与发展民主政治的使然。民主政治的每一个发展步伐,也彰显和表征着道德进步的尺度。在倡导与推进民主政治的当今时期,个体道德境界提升和社会道德前进,既有赖于法律制度的支撑和保障,也需要启发个体拥护道德和服膺道德的自觉心态。在当前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变革时期,相当一部分人还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道德自律,因此,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的他律形式,设计得当的法律供给制度与法律需求制度,将有助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统筹协调与优势互补,是民主政治进程中推进道德及道德教育发展的题中要义。     

正式的制度安排：权力道德建设的根本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式的制度安排是权力道德建设的根本措施。其中,法律制度是权力道德建设的关键,必须强化规范权力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建设。要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并建立认真履行职责、独立的反腐组织。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政府的制度安排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政府的关键与核心在于制度安排。基于政府事务区分、新制度主义观点和社会治理模式历史转型的不同视角,规约与激励政府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行为的制度安排可以表现为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律制度与道德制度。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与阐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政府的制度安排的主要形式、动因、内容以及功能等问题,对于这一制度安排应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波动的道德——道德自我的调节机制探析

道德自我是个体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由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受社会文化和情境的影响,某些特定行为引发的道德自我知觉与个体的道德自我意象并不一致,此时个体会采取调节机制来维持道德自我平衡,常见的有道德许可、道德推脱、道德清洁、行为补偿、道德认同等。将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调节机制的外部效度和内在心理机制,考察如何促进个体的道德行为。     

论职业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

法律与道德作为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职业道德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靠社会的持续倡导和个体的能动自觉,也要靠法律支持、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     

报复公正心理基础与公民道德建设

报复公正与社会道德情绪和司法制度认知密切相关,是人们关于罪与罚的主观认知与估量,具有功能主义与道德主义两种心理逻辑。功能主义逻辑认为刑罚能够震慑潜在的违法犯罪者,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渴望;道德主义逻辑认为刑罚是违法犯罪者应得的后果,折射出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认同。报复公正在道德情绪、道德范围、道德载体上具有丰富的学理与现实价值。报复公正心理基础可以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启示:善用道德情绪传播道德观念、凝聚道德共识、强化道德认同;立法中体现道德道义的法律价值,释法中表达法律制度的道德底色;规范践行实体法与程序法,展现道德信念,避免惩罚价值的错误归因。     

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建设的反思

制度伦理是道德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表现。制度伦理化是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或政府的道德要求,伦理的制度化是国家对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普遍要求,二者具有一致性。制度伦理的提出使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直接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丰富了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推动了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制度伦理容易弱化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使道德面临着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的危险;制度伦理排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使道德失去了历史的根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需要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给人们以价值的引导,需要注重人的美德的培养以使社会的道德获得坚实的基础。因此,道德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制度伦理的层面,而应该是上述各个方面的有机构成。     

论法律与道德在社会功能上的互补性

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调控力量,法律在解决矛盾冲突、协调利益关系的过程中日益彰显其强大的力量。与法律相比,道德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入手,规范人们的行为。二者在社会生活中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引导二者合理发展会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规范。     

构建三位一体式以德治医模式

对于医疗腐败必须坚持以德治医的方针和相应模式。既要重视个体道德建设和制度伦理建设,也要用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来融洽医患关系。个体道德建设着重于医务人员的个体向善,制度伦理建设则着重于制度的正义诉求,和谐社会则着重于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     

论制度伦理的内涵及其意义

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制度伦理具有根本制度伦理、体制制度伦理和具体制度伦理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层次。制度伦理的可能性表现在：利益是制度与伦理同构的价值基础,管理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价值中介,道德建设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实践中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有助于社会道德建设,制度伦理可为个体伦理提供外部约束和价值导向,其弘扬有助于制度本身的健全和完善,促进社会公平。     

制度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保障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匮乏的是“法律主治”的制度传统,只有人治和德治的传统,但历史和现实表明,仅靠“道德训导”的制度安排进行道德建设,并不会产生实际成效。因此,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才能给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重要保证     

经济竞争制度的道德建设维度

在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竞争制度对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体现在三个维度:一定的经济竞争制度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水平,经济竞争制度发生变迁,社会道德水平就有了提升的机会;经济竞争制度为沟通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创造机会;经济竞争制度具有群体性、具体性、稳定性和强制性,从而对道德建设具有特定的规范性。     

浅论道德法律化的适用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是指在道德建设中将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转化或规定为法律制度。现借助古今中外道德法律化的理论与实践，来分析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从“以法治国”到“道德自律”——法家的发生逻辑与理解方法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认为,未来的社会制度有两种相互联接、特征各异的实现形式。一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即＂以法治国＂,那时,法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特殊规则,法律替代道德,法律规范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风俗。二是法治秩序的高级实现形式,即＂道德自律＂,那时,法律规则在社会生活中逐步转变为人们不加思考的个体习惯,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法家的法治理论具有特殊的存在价值,其局限与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     

制度伦理及其合理性分析

本文认为 ,体现为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道德性与规范性、可操作性相协调统一的制度伦理 ,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和公共理性生长的基点 ,它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秩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由此决定了制度伦理在扭转“道德失范”、社会道德重建过程中是必须先行的基础性工程。     

论创建个人道德记录制度——解决当前道德问题的一种设想

个人道德记录制度把个人道德层面的"善举"与"恶行"纳入联网数据库,可供某些机构或个人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查询。它将道德主体当前的行为与其未来的发展"强制性"地关联起来,因而将会对道德主体产生强大的鼓励或制约作用。个人道德记录体制虽然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但其本质上依然是一种道德手段,而法律仅仅是"介入"而已。个人道德记录制度是对传统道德调节方式的一种突破,是针对当前我国日益严重的道德败坏问题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     

略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具有道德和法律建设的学理依据 ,体现了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要求。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必须以行政伦理道德的基本层次为基础。当前重点应加强对社会危害性很大且治理难度也很大的腐败现象以及“准腐败”现象的行政道德法律约束。加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有效利用道德和法律两种资源 ,对于规范行政官员的行为 ,提高政府权威和形象 ,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法律的完善和道德的进步 ,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