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叹“老”情结及其原因

苏轼诗文中普遍存在着浓厚的生死意识,或直接称“老”,或间接谈“老”,或考虑“终老”之地,或惯称他物为“老”。仕途坎坷,迁徙频繁,诸多亲朋故友过早离世,体质衰弱,人世无常及受传统文人叹老嗟卑思想影响等均是其叹“老”的主客观原因。     

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     

论苏轼文艺作品中的“酒神精神”

尼采的“酒神精神”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突破个体化束缚,与原始自然融合。“酒神精神”虽然在肯定生命的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生命的悲剧性本质,但是摆脱了彻底的悲观主义,主张直面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并对其进行超越。我国宋代文人苏轼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酒神精神”。苏轼一生命运多舛,但他始终以超越的姿态来应对生命的痛苦和不幸,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苏轼的“酒神精神”在其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超越与重构－苏轼黄州时期散论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诗、词、文兼得的大家,也是中国文人自我人生设计具有特别突出意义的代表人物。黄州时期,是他一生思想变化的转折点。正如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贬黄后,“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并认为“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①如果把他放在整个北宋乃至较之以往的封建朝代中考察,这一时期的苏轼,与前人不同,他超越了传统的士大夫人格,以劳作、游览、参禅结合的生活方式,儒道佛思想融汇的修炼方式,体验痛苦、感悟人生,昂扬自我,建立了一种新的自由人格;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也形成了文学创…     

苏轼诗词中的“雾”意象论略

雾因其变化万千的姿态呈现和朦胧迷离的意境营造,成为古往今来众多文学作品着力表现的特殊意象,而苏轼诗词中的雾意象尤其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涵。以雾绘景、以雾摹物、以雾衬人、以雾抒情,苏轼的咏雾之作多面向拓展了雾作为意象符号的表意功能,使雾意象的含义更具有多义性。     

苏轼“道统”论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根据自己对儒学发展的理解排列了“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这样一条“道统”传承的谱系。苏轼本人还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积极投身于“斯文”的建设事业之中。苏轼“道统”论的提出建立在他对孟子心性儒学的信奉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关切的基础之上,体现了苏轼对儒道本质的看法——重视“士人”的内在修养并将儒道发扬光大。苏轼的“道统”论从侧面反映了唐宋两代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转折,它在儒学史上的意义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论苏轼谐谑词中的“雅谑”

谐谑词一直被视为以滑稽取乐为功用的“俗词”,然而在宋词雅俗之辨的背景下,苏轼谐谑词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态度为谐谑词注入了新的内涵。一方面他扩大了谐谑词的题材范围,另一方面他的谐谑词也以“乐”为基调呈现出将世俗生活审美化的雅趣。同时,苏轼也将个人兴寄与社会关怀融入谐谑词中,既在言说个人情志时呈现出放旷的姿态,也以寓庄于谐的笔调发挥了谐谑词的社会讽喻功能。苏轼的谐谑词较早摆脱士大夫流于悦笑艳情的谐谑意味,转而结合士大夫的责任用谐谑词言说社会问题,将士大夫的身份与谐谑词的讽喻传统结合,使谐谑词呈现出“谑而不虐”的大雅情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苏轼诗文中“关山”、“春风岭”考释——兼论苏轼入麻城路线

文章通过对苏轼贬谪黄州时进入麻城线路的细致梳理,考定了他所经过并多次吟咏的“关山”与“春风岭”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问题。      

论苏轼早期“山水游宦”中的山水诗心与勇儒人格

宋人的山水游宦意味着兼顾融通济世弘道的责任与生命超越的祈想,在山水中灌注着追索人生意义的哲思理趣。苏轼一生山水游宦中的山水诗心与其人格构建是印证相通的,早年签判凤翔与通判杭州期间的山水之游,主要呈现出的是志道经世、迈往无前的勇儒人格。经由山水审美的禅思理悟和极富人文精神的智性体验,山水诗心对传统的勇儒人格施以补救、纠偏和整合,变兼济独善的政治人格的偏废分裂为冲夷平淡、理智内省的文化人格的中正圆融。这正是苏轼于山水游宦的生命实践中反思个体价值、建构理想人格的积极意义。     

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论苏轼与欧阳修的三代交谊

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族交往密切,苏轼终身对欧阳修充满敬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公的角度说,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从私的角度说,欧阳修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欧阳修不遗余力提携人才和苏轼的知恩报恩,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论苏轼对柳永词的态度与“柳七郎风味”

苏轼对柳词的态度是复杂并且微妙的,有批评,甚至轻视;然更主要的,却是赞美和推崇,并提出了"柳七郎风味"来概括柳词的主要艺术风格,即雅俗共赏:以铺叙之功化俗为雅;用典、下字以雅融俗;以入神的白描,或以深情的剖白之真化俗为雅。     

论“小东坡”唐庚与苏轼的诗学渊源

“小东坡”唐庚与苏轼同为眉州人,晚年都有过安置惠州的贬谪经历.他自青年时期与苏轼有过一面之缘之后,便对其心生敬慕.在文学创作上,二人的诗学渊源也有迹可循.具体表现在:唐庚对苏诗语词意象的汲取与化用,以及对苏轼崇尚简约、精工诗学观念的激赏与尊崇.通过对苏诗的潜心学习,再结合自身的反复锤炼,唐庚最终得以自成一家,同时开启了南宋学苏之风,无愧“小东坡”的美誉.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论苏轼的 “物我平等” 思想与诗艺

不同于一般所主张的物我合一、 物我交融,苏轼在老庄、 玄学、 佛学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物我平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万物的多样性组成的,人也是与他物平等的万物之一.物我都是无须任何外在根据的自身的存在,同时也通过彼此彰显自身的存在;物我之间"合"而"有间",任何一方都既不能全部倾其所有也不能不交出部分所有去与另一方建立联系.这意味着物我之间不能以一次性完全重合的形式达到直接的认识和交流,而只能是无限次的部分重叠,并且即便在物我平等的理念中,"我"也很难完全将物的一切都无误明晰地表达出来.正因为此,诗歌、绘画等美学活动凸显出以隐喻、象征、情境创造等手段迂回接近事物、打开物我之间无限空间及变化多样性的特点.也是在这种物我平等的思想作用下,苏轼还对人一直以来将自身置于他物之上、化约他物的行为展开反思和批判,认为艺术家形槁心灰的脆弱恰也就是其力量所在.     

论苏轼书画艺术的“活法”思想

“活法”说既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重要理论话题,又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诗学“活法”说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苏轼深谙“活法”的真谛,并创造性地将这一思想贯通于书画艺术实践之中。在对待前人古法的态度上,他主张“变古法”“出新意”。在艺术法度的把握上,他推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探求艺术创作规律的过程中,他讲求“随物赋形”“行云流水”。苏轼对于“法”与“活”的认识,在整个艺术领域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适性,同时具有鲜明的辩证色彩和可贵的实践品格。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当下,苏轼“活法”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论苏轼对人生“寄”与“归”问题的思考

"人生如寄"与"此生安归"两个话题在苏轼作品中多次出现,是他就自身存在方式和终极皈依问题而进行的思考。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苏轼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对人生处境的观照方式。一方面,他对因"人生如寄"而带来的个体生命的空漠虚无感,以及委命任运态度中的那份无奈有着深刻体悟;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传注疏解,传达出了自身"旧学终难改"的不屈风骨与自由人格。本文通过梳理探讨苏轼在这两个问题间纠结、挣扎的历程,力图还原并丰富苏轼形象的另一面。     

少游“词心”,深契东坡──苏轼、秦观词异同论

苏轼与秦观词的异同,相异在心性、感受、境界,相同在词之雅化、情辞相称、道技并进。二人之异,是秦观走独立创新道路的结果;二人之同,表明两人在艺术创造根本规律上的深深契合。因此,所异正是为了追求根本上的所同。秦观词的创作道路,真正体现了苏轼的艺术创造精神,这是苏轼对秦观推赏备至的原因所在     

论苏轼的“辨孟”思想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一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心性论上,由于对儒释道思想都予以广泛吸纳,因此,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在政治上,苏轼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因而不认可权,反对个人主观随意的变通。情本论是苏轼反对权变思想的根源。苏轼的"辨孟"思想也是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苏轼岭海山水诗与“天地境界”

苏轼岭海山水诗是其晚年生命实践与人生哲思的艺术外化:首先是超越世俗功利而体认自我本体性之孤独存在,然后是融入无穷宇宙以成就自我无待之自由生命,兼能执著现实承当士道文心,最后是以和陶范式开掘内在心性境界,由诗艺风格之平淡发溢为生命精神之平淡,完成诗、人、道之圆满统一.它标志着苏轼经由山水审美而追求内在超越,肯定个体感性生命又调谐社会理性要求,尽性以至命,塑建全新理想人格而达到“天地境界”.     

论王维诗“有画意象”与苏轼“比喻意象”的嬗变

赋比兴--有画意象--抽象意象是中国诗歌意象史的三个阶段。"诗中有画"确实是王维代表的唐诗的艺术特质,苏轼将王维"诗中有画"式的意象,变革为内心展延的比喻意象。典故意象是别一种意义上的比喻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