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长江中游地区的铁冶业

宋代是中国矿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唐宋矿冶业产地和岁课数量的记录较多地出现于史籍。本文对宋代铁冶业发展的动因、唐宋时期南方铁冶业的分布和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铁课岁入的变动三个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至北宋中期时,湖南、湖北和江西已经在南方铁冶业居于主导地位。宋神宗至徽宗统治期间,南方三省内部铁冶业的发展格局出现了变化。     

近三十年来明清矿业史研究述评

明清矿业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近三十年来明清矿业史研究发现:上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集中在矿业政策和矿冶业研究两个方面,但侧重点不尽相同:80年代的矿政研究聚焦于明清矿业生产关系性质的争论,90年代的矿政研究向纵深发展,着眼明清政府矿业政策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80年代的矿冶业研究侧重个案研究,90年代的矿冶业研究开始和区域经济相结合,探究明清时期不同地区的矿冶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新世纪以来的明清矿业研究呈现多元、多视角的趋势.明清矿业史研究存在研究选题过度集中、矿业管理思想研究缺位等问题.     

论宋代的矿冶户

宋代矿冶业生产是中国封建社会矿冶业发展史中的一个兴盛时期。尤其是北宋一代,金、银、铜、铁、铅、锡六种重要矿藏得到了全面的开发。以神宗熙丰时期(1068——1085年)的岁课额为例,铜:二千一百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斤,铅: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六百一十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一斤,这些数字分别是太宗至道末(997年)岁课额的5.3倍、11.6倍、22.9倍左右,与唐代宣宗时期(847—859年)的     

宋代铜产量变动原因析论

宋代铜产量比唐代大幅度提高,经历了神宗以前的上升趋势和以后的下降趋势,主要是由韶州铜矿的发现和铜产量的变动引起的,和技术进步、经营方式演变关系不大。韶州铜矿的发现具有偶然性,但又不完全是偶然的。包括韶州在内的宋代产铜州军中的绝大多数以及宋代最重要的铜矿,都出现于神宗时及其以前,而不是神宗以后。其主要原因是在铜生产成本升高的趋势下,官府收购价不能以相应的幅度提高,引起矿冶户实际收益趋于下降,导致民间找矿动力趋于不足。韶州以及其他铜产地铜产量的变动也与矿冶户实际收益的变动密切相关。     

宋朝政府的矿冶业开采政策

本文论述了宋政府在矿冶业开采中制定的各项政策及其执行情况，包括：鼓励报矿的告发政策，矿产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规定，官营场监对矿冶户的监督与管理，舒缓民力的政策等等     

明清时期湖北地区手工业发展浅析

从纺织业、矿冶业、造船业、铸钱业、造纸和加工业等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明清时期湖北地区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比较清楚地展示了当时湖北地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     

论宋代的甲乙与十方寺制

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对宋代寺制中的甲乙与十方寺制的区别及其例外情况、"革律为禅"的特定含义,二寺制与佛教戒律精神的错位、十方寺制的起源,二制寺在宋代寺院格局中的动态关系,政府对二制寺的管理,十方制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十方制在宋代政教关系中的意义等问题作了考论。     

宋代的礦冶工业

在各种旧有的手工业生产中,宋代的矿冶工业是一个有比較显著发展的部門。无论在产量上或是在生产技术上,宋代的矿冶工业都达到远高于唐代的水平。先从产量方面說,宋代的各种矿冶都比唐代增加得很多。例如金矿,唐代沒有正式記录,而宋初则有五处,英宗朝增至十一处;銀矿,唐代有五六十处,宋英宗朝有八十余处;鉄矿,自唐初至北宋中叶由五处增至七十处;鉛矿自四处增至三十处;錫矿自二处增至十六处。只     

宋代矿冶业中的厢兵生产

宋代从事矿冶业生产的厢兵虽然由官府召募而来 ,但他们对封建国家仍然有很强的人身隶属关系 ,生产条件十分恶劣 ,其中 ,还有一部分人是因犯罪而被配入军队。由于厢兵生产可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 ,并可以为统治阶级带来高额利润 ,因此 ,长期以来一直是官府经营生产的方式之一     

宋代制笔业考述

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制笔业得到极大发展,原料更加多样,笔毛既有动物毫毛,也有植物纤维丝;形制既继承前代式样,又开创全新风格;技术愈加成熟,并重视笔的养护和珍藏;产地相当广泛,基本上遍及全国。制笔业在宋代已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行业,成为当时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试论宋王朝德政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经济方面 ,自唐代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德政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但是 ,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辨析 ,才能够客观地把握宋王朝德政的真正内涵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架阁库问题探究

架阁库出现于北宋时期,并得以广泛应用,其在保管档案方面的卓越性彰显出档案工作在宋代的发展与进步。该机构的普遍设立对于档案工作的良性推动还有赖于相应的配套内容,故其作为一种制度而为后世所沿袭。宋元明清乃至于金这些朝代对于架阁库制度的运用,都昭示着该问题研究的必要性,我们需要鉴往知来,系统了解架阁库制度的诸多内容,从而把该问题的研究推向纵深。     

五代南方造纸业与北宋“开宝藏”雕印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印刷业得到较大发展,其中的原因除了印刷技术本身的进步外,还与当时江南的造纸业的发展进步有密切关系;分析比较当时北方造纸与江南造纸的发展差异,证明了正是因为北宋初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江南造纸业的发达,才最终成就了北宋开宝<大藏经>得以在四川地区雕印.     

宋蒙战争与易代之际宋诗的诗史书写

宋蒙战争是一场关乎南宋最终命运走向的战争,宋末诗家心系时局,以诗为史,反映战事进展.局部战争时期,李曾伯、魏了翁等人在诗中表达对川蜀局势的关切.蒙古分三路正式进攻南宋后,王同祖在金陵幕中以诗专记战时应对之策与襄樊、江淮战事,补充了正史之外的细节.钓鱼城大捷后,刘克庄等人除以诗相庆外,还对战局的走向充满忧思.至襄樊战败,...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论叶德辉《书林清话》的文献学价值

叶德辉是湘学中的重要学者,《书林清话》是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代表作,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该书汇辑了宋代以来历代私家藏书的目录,并对唐宋以来历代的刻板刻书情况进了资料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     

北宋钱荒的内在成因新探

学界对北宋钱荒的研究往往认为,钱价低于铜价所造成的铜钱的熔化、外流和窖藏等是导致钱荒的主要原因。但若从北宋时宏观货币供求和微观经济运行来探讨北宋铜钱体系下的物价变动及货币供给问题,会发现单一铜铸币制度是北宋钱荒的根本原因。而技术落后导致铜钱铸造成本高,使得北宋政府自身货币供给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北宋社会日渐增长的货币需求,则是这一根本原因的具体表现。决策者们试图通过打破单一铜铸币制度,铸造铁钱、发行纸币和使用贵金属等方式解决货币供给不足问题,但效果有限。     

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

讨论唐末静南军镇的政治架构。这一系统无疑有利于幕府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辖区内政治、经济的运作,既开五代及北宋政治制度改革的先河,又对唐末的政局变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与区域行政区划体系的演变

宋辽金元时期,中国城市管理制度日益完善,宋代出现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都厢;辽代设置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金元设置了城市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这些专门行政管理机构标志了这一时期城市行政建制的形成和建制城市的出现。城市行政建制的设立使城市行政管理成为区域行政体系的重要环节。本文旨在考察自宋至元城市行政建制的嬗变及其在区域行政体系中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