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视角下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剖析

“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对其金融监管体系及其监管理念的反思。美国现行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监管、监管疏漏和监管失控等缺陷。金融危机的恶化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监管体系的内在缺陷。有鉴于此,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详细地阐述了美国金融监管构架改革的短期目标和途径、中期目标和途径以及长期目标和途径,其折射出美国金融监管理念从机构导向监管向业务导向监管转变、从监管局部性风险向监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转变和从规则导向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转变,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次贷”危机后影子银行监管改革的国际比较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相继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方案,力图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监管框架中来,以降低和控制金融系统性风险。文章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变化的比较分析,总结各国针对影子银行监管改革的新发展,以及监管改革方案的特点、缺陷和不足,探索有效监管银子银行的途径,为我国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提高对影子银行监管的效率提供参考建议。     

从金融危机看投资银行的治理与监管

美国金融危机给国内的投资银行体系带来重大影响。从治理与监管的角度来看,在分散制约式金融监管背景下,美国的高杠杆运作和过度冒险,是导致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危机后,大型综合性独立投行逐一转型,政府也强化了监管改革。我国投资银行业发展历史不长,应以美国投行治理与监管改革为借鉴,审慎地进行金融创新、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优化公司治理和改革监管机制。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法制改革

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危机的传导更为迅速,范围更为广泛.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全球的深刻影响,不仅为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改革提供了教训,更是对当今国际金融监管法制和国际金融秩序提出的挑战.针对当下国际金融无序的状态以及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不协调,借各国谋求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历史契机,探求国际金融监管法制改革的基本路径,以期找到符合我国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体系,并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制改革提出相关建议.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制研究——以美国法为镜鉴

作为金融市场的特殊参与主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容易引发市场道德风险、损及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然而在传统的“大而不倒”监管理念下,SIFI的这种负外部性有增无减.缘此,美国新近出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极力强化SIFI的监管,建立了确保SIFI有序倒闭的处置机制,从而终结了“大而不倒”理念在监管中的必然适用.这也是后危机时代美国追求金融体系安全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平衡之结果.借鉴美国金融监管的变革思路和制度安排,中国也应从SIFI的识别、监管主体的确立、风险预防及危机处置机制等方面构筑切合自身金融业发展实际的SIFI监管法制,以彻底纠正对“大而不倒”的迷思,实现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护公众利益的双赢.     

后危机时期金融监管之反思与变革

各国在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纷纷强化金融监管,通过变革寻求出路。美国大力进行金融改革,通过整合与优化监管体制、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实施全面监管等措施力图摆脱危机。这些措施体现了美国当局金融监管理念的变化,也显示了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基本发展趋势。中国应以人为鉴未雨绸缪,及时反思和检讨传统监管理念并对其进行更新和重塑,在金融监管体制上强化协调与配合,在金融监管方法上侧重金融活动和金融监管的实际效果,在监管范围上实现全领域、全过程和全参与者的覆盖,以实现金融安全和市场稳定。     

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及其对我国金融审计制度创新的启示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是美国政府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进行大规模金融监管改革的立法尝试。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保护金融投资者利益,多德法案提出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两大机构,授予美国联邦审计署更广泛的审计职权。这部法案奠定了美国现行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明确了联邦政府审计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强化了联邦政府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我国应借鉴美国金融监管与金融审计改革经验,完善我国的金融审计制度。     

20世纪70-9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战略调整及经验借鉴

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为了适应金融业从分业走向混业经营和金融界内幕交易和欺诈事件不断升级的需要,美国对证券市场监管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这一调整既包括证券市场监管制度规则方面的创新,也涉及证券市场监管的组织构成和实施机制的改变。调整的最终结果,是使美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完成了从＂分业＂向＂混业＂的变迁,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随之而来,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也从原有的纵向监管,扩展到横向监管和功能性、综合性监管。这一战略调整以及所确立的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对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国金融法律监管机构的重整与强化

国际金融危机迫使法国反思并改革其金融监管体制。自2008年起法国陆续推出了《经济现代化法》、《银行金融监管法》等,对2003年确立的分业监管、机构冗繁的监管体制再次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此次变革核心点在于机构重整和权力强化:其进一步撤并简化了监管机构,合并了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监管机构,新设了审慎监管局和金融监管与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强化了金融市场管理局的权威,加大了监管力度,对金融衍生品、信用评级机构等实施了更为严格审慎的监管。     

美国学者伯索尔、福山和法国学者若里翁 对世界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发表的看法

美国《外交》双月刊20l1年3／4月号刊载了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合著的《金融危机后发展方面的新思想》一书的节选文章《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保罗·若里翁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发表了他的新著《垂死的资本主义》一书,并于2007年预言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今年3月21日法国《论坛报》登载了该报记者对若里翁的专访文章《局势比危机前还糟糕》。这三位学者在上述文章中分别谈了他们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又称“华盛顿共识”）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看法,．本刊根据新华社《参考消息》等译载的这两篇文章予以摘要转登,供研究参阅。     

“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与美国的金融危机

目前,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百年一遏的金融危机。对于这场危机,大部分学者认为主要是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笔者认为,这场危机与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美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极端奉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必然恶果。     

政社关系调整下的中小企业生存之道——基于“双层三因素模式”的建构与分析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背景,提出为解决金融危机下更严重的出口、融资、企业成本、贸易摩擦等问题,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管理需要从传统的“政府——企业”的单向思维模式转向“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交叉与合作的“双层三因素模式”,以分担政府管理企业的负担,发挥行业的组织优势,提高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最终促进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     

论后金融危机时期应对风险的路径选择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必须进一步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从国情出发来科学选择应对之策,从完善法律规范的角度来夯实应对金融危机的制度措施,从应对＂危机＂中健全经济金融科学发展的法律措施,从不断增强宏观调控中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从＂扩内需、促消费＂中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内需力,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打牢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不断提高我国保增长、促发展的能力。     

金融危机视角下金融创新与监管动态博弈研究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一个动因,金融创新又促使金融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然而,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缺失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仍会出现.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本轮金融危机,用“核心—边缘”监管思想来分析美国的金融创新活动与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不足,进而总结出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法律思考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反映了美国金融政策和监管法制的重大缺陷及其背后的秩序失范。美国的金融调控政策不能很好制约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带有分业特征的混业监管体系存在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金融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失衡显现的国际金融无序进一步加深了危机。中国金融法制要汲取教训,注重金融调控的法制化、金融安全的价值诉求、金融责任规范性．增强金融国内法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作用。     

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金融危机的不同特点与反危机政策比较——以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例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在反危机政策方面也存在区别。通过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比较发现:在危机爆发阶段,美国采取了超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东亚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出台政策较少考虑外部均衡和汇率问题,而东亚国家则将稳定汇率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美国政府直接对实体经济进行救助,而东亚国家较少救助实体经济。     

金融危机前后我国“民工荒”的比较分析与对策选择

金融危机后,基本上每年都会爆发“春节民工荒”,金融危机后“民工荒”,与金融危机前“民工荒”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轮“民工荒”在缺工背景、缺工地域、缺工工种上发生较大变化。金融危机后“民工荒”呈现的新趋势,要求在应对策略上作出新的安排：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含量。论文试图通过上述对策将“民工荒”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方式转变为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机制与利益保障机制,保障农民工权益,实现经济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梯度转移。     

自由和创新:中国金融市场制度变革的内在力量

金融市场是自由和创新的市场,金融市场自由创新是金融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量。但是,这一进程需要相应法律制度支持。否则,金融市场的发展将面临风险,甚至酿成灾难。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而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即是明证。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考验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我国也不能置身其外。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金融危机,但主要还是采取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对制度建设和法律改革没有从根本上加以重视。从国际金融实践和现代化发展过程来看,改革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已迫在眉睫。这些制度改革和完善要以自由原则和创新原则为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不仅要发挥制度本身的作用,同时也要兼顾政府监管。要摆正二者关系,以使中国资本市场既富有创新,同时也是高度法治市场。     

论晚清的财政搜刮

所谓”财政搜刮”是指不合理的、掠夺性的财政收入政策和手段,它往往表现为恶税、苛税以及苛政,不应把晚清政府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一切财政政策和手段都指斥为财政搜刮。晚清的财政搜刮手段主要有加征旧税、开办新税、勒令捐输、通货膨胀等等。在晚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搜刮与反搜刮的斗争,导致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离德。财政搜刮最终都转嫁到广大贫苦百姓的身上,其结果是晚清政府民心丧尽而走向崩溃。     

世界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以近期美欧金融监管改革为视角

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使各国纷纷反思其金融监管制度,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立法意旨在于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保护,《巴塞尔协议III》相比以前的两个版本,其监管要求和监管标准都有了进一步提高。监管方要调整监管观念,从关注＂管住风险,管住金融机构＂转向＂促进竞争、发展来降低风险＂。短期内,分业监管模式与我国当前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为符合,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大陆的监管体系应逐步过渡到＂一行一会＂,即一个央行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