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分权与治理: 行政派出组织的缘起、特点与影响

为了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对特定区域的治理,完成特定的任务,派出机关、派出机构以及派出官吏等形式各异的行政派出组织,利用自身＂虚位性＂、＂临时性＂、＂灵活性＂的特点,通过分权分散派往各地的派出组织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对地方的行政区划、监察制度、职官制度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府高效治理组织体制研究

在当前内外环境日益复杂且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势下,传统的官僚组织模式制约着政府治理能力的发挥。政府要实现高效治理,必须创新行政组织体制,促进任务性组织与常规组织合作。任务型组织与常规组织合作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政府要支持任务型组织参与管理公共事务,构建促进任务型组织与常规组织合作的平台,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发展论析

运用行政发展的基本原理,提出中国行政改革的重点经历了组织调整、职能转变、能力建设和价值诉求的发展路径的基本观点,分析行政发展取得的具体成效,认为下一步行政发展将面临治理主体独大与社会基础脆弱、制度化与市场化、外部性与内部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四重基本矛盾,得出有必要加强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实现有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创新和建设责任政府的结论.     

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与“乡政村治”体制转轨

我国乡村治理中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由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并且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山东新泰平安协会和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案例,分析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归纳发现,二者具有职能上的治理性、组织上的群众性和运作上的协同性三个显著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它们既不同于准政府组织,也不同于非政府组织。本文用“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来概括这种社会组织,并且分析认为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嵌入到当前乡村治理体制中,搭建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了自治与行政的合理分工与有效衔接,从而推动了“乡政村治”的体制性转轨。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建构治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现实路径

治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是一种与我国当代城市行政生态相适应的行政模式,它与传统的管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在行政理念、行政架构、行政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在对我国传统管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及其弊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它与我国当前城市行政生态不相适应的方面,进而提出了建构治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现实路径。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优化路径探析

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既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处于起步阶段,参与承接行动的社会组织较少;其承接方式主要以定向委托为主。现阶段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对促进自身发展、推动政府职能转型、节约行政成本、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在承接行动中,社会组织自身仍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经费不够、管理不善等问题;而政府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合理、放权观不正等问题。如此,推动社会组织加强能力建设与政府更新观念、创新体制机制仍是当下的任务。     

国家公园合作治理:理性审视、法治实践与进路选择

国家公园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与环境管制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模式,以化解环境管制的困局。中央管控型、地方自治型与综合治理型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市场和公众必须在国家公园治理中形成合力,通过治理制度上合作规则的建构、治理主体上合作组织的建构及司法保护上联动机制的建构,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与制衡的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公园由行政管制向合作共治的转变。     

论行政法治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行政法治与地方政府治理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行政法治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合法、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定职权,而且有利于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然而,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践来看,行政法治建设不足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方行政法治建设,通过优化地方行政立法、落实职权法定原则、推进公正执法、强化依法治理的责任观念以及完善行政复议机制等措施,不断提高地方政府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统合型治理：基层党政体制的实践逻辑

中国基层治理体制是基层党委和政府相互作用下的党政体制,在实践中呈现出统合型治理的运作逻辑。以山东省招远市的基层治理实践为例,从行政资源整合、政治任务转化、基层组织动员三个方面考察该地统合型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统合型治理是一种能动型的治理机制,能够实现多元化治理方式的灵活性切换、常规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制度性转换、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统合型治理的运行机制,即基层党委和政府双重体制的互动整合机制,具体包括党委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压力传导机制、责任联动机制和权责分配机制;统合型治理强调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生态嵌入视角下地方政府动员型水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

地方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意味着中国环境治理出现新格局,环境问题改善出现新契机。浙江省“五水共治”中的水环境治理是典型的地方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以“五水共治”“模范生”H市为案例,以生态嵌入论为分析视角,将传统生态嵌入式环境治理作为参照系,透视地方政府动员型水环境治理的运作逻辑,发现治理实践未能形成理想的生态效应是因为治理行动的重要结构要素具有以下性质：治理主体构成单一且具有“离地性”、政治性;伦理及价值层面,自然被过度客体化;治理目标缺乏系统观;祛地方化的科技应用;考核指标体系缺少对生态系统的综合考虑,约束机制局限在行政体系内部等。地方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向生态嵌入式治理的转变,需从优化治理主体结构、生态伦理、治理目标等层面入手。     

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和切入点

调整和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论文认为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边界,指出以政府自身职能转变、治理能力改革创新作为切入点,构建法治型政府、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等为最有效的举措。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数据赋能、行政生态与政府治理绩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入应用背景下，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线。然而，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路径如何与政府治理结构、外部行政环境有效调适仍是亟待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资源基础、公共价值管理和行政生态理论，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1)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组织资源强化了数据资源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2)数据开放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创新能力强化了数据开放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3)行政生态是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主要边界，在不具备行政生态优势的地区，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推动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对内要把握好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统一关系，对外要积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多元主体创新能力，还应特别关注自身行政生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实现数据精准赋能。     

海峡西岸经济区政府再造面临的难题及其对策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进程中,实施地方政府再造工程正面临着诸如时代感不足、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不足、行政能力不足、政府间协作不足和技术创新性不足等方面的难题。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解决难题的基本对策就是搞好行政观念再造,有效建构服务型政府;立足地方基本实际,科学建构生态型政府;强化行政能力建设,及时建构效率型政府;搞好区域横向协作,切实建构合作型政府;优化区域行政体制,建构创新型政府。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基于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的一种探讨

变革政府治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恒新主题。而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变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现系统思维的视角和方略。由是观之,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必须坚持如下方向：政府治理理念变革：从重效率到重公平;政府治理战略变革：从重经济发展到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政府治理结构变革：从竖直化到扁平化;政府治理体制变革：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政府治理风格变革：从行政管制型到公共服务型;政府治理人员变革：从传统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治理技术变革：从人工型到电子型。在我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过程中,必须着眼整体统筹谋划,各个要素的变革必须配套进行并保持对社会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基于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的一种探讨

变革政府治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恒新主题。而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变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现系统思维的视角和方略。由是观之,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必须坚持如下方向:政府治理理念变革:从重效率到重公平;政府治理战略变革:从重经济发展到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政府治理结构变革:从竖直化到扁平化;政府治理体制变革: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政府治理风格变革:从行政管制型到公共服务型;政府治理人员变革:从传统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治理技术变革:从人工型到电子型。在我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过程中,必须着眼整体统筹谋划,各个要素的变革必须配套进行并保持对社会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     

支持政府绩效管理的组织文化特征与培育途径——基于中西方国家比较的视角

良好的组织文化是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有效实施和顺利推行的重要条件。政府绩效管理需要使命型、契约型、开放型与结果型四种特征的组织文化支持。尽管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功绩制文化的国家,注重实绩、强调德治、推崇考课一直是行政组织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和精华,但与西方国家支持绩效管理取得成功的法治理念、契约精神、绩效观念、民主意识等组织文化相比,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当前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组织文化呈现封闭性、集权性、人治性、非理性等特点,致使现代意义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难以健全和有效发挥作用。深化中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必须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推进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从促进公民参与、健全行政法治、倡导行政理性、扩大社会自治等方面营造有效支持其发展的组织文化。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