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公共理由与正义观念的辩护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都深受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影响,试图通过契约程序或理想商谈情境去阐发被康德认为是体现了实践理性本身要求的绝对命令程序,来为理性的公共运用确立一个规范框架.他们在关于正义观念的辩护问题上的著名论争,实质是对于何种程序设置才能合理地反映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观点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理想商谈条件下经由公民平等讨论后在相同的公共理由之上形成的共识,才具有道德规范性;罗尔斯认为,在其对正义观念的辩护中,原初代表的“独白式”慎思并不必然会阻碍对不偏不倚道德观点的体现;并且公民基于各自的理由在正义观念上达成重叠共识,是合理多元条件下面向公民的完整统一的实践理性为正义观念作辩护的要求.     

关于概念及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研究与论争

虚概念与集合概念是关于概念的研究与论争中争论较大的两个问题.对于虚概念的论争,主要集中在虚概念是否是客观实在的歪曲的反映和虚概念有无内涵和外延这两个问题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存在不同的看法.充足理由律则是关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研究与论争中争论较大的问题.充足理由律究竟是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我国逻辑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走出盲人摸象的困局：“法的渊源”概念辨析

“法的渊源”作为法理学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却一直在“盲人摸象”的定位困局中挣扎。从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模糊性由来已久,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概念定位。在当今中国,立法中心主义与司法中心主义之争的“法的渊源”定位,浓缩了大多数概念中存在的分歧。但这些分歧中也有对基本问题的共识。在法理学领域,法理学学科的综合性和基础性、法的渊源自身的多维性、单一视角下形成的共识都为综合视角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可以说,法的渊源是法律人作出法律决定时所依据的权威性理由。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之反思

为了推动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健康发展,也为了深化学术界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从理论上反思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是必要的。这一反思的全部根据乃是: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当代中国,基于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发展,政府通过自身价值、模式与行为的调适,以实现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深化与发展。这一反思是理性的,它展开为反思的“理由”、“内容”与“方法论”三个层面。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关于理性、效率及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经济学对理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即合理性的意义上展开的。“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完善理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关于“理性”理解上几个重要的观点和概念。一种有效的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就意味着,该经济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在有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缺乏效率的。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     

论排他性理由

首先，本文用满足条件来一般性地解释理由的本性，特别是二阶理由的本性。其次，说明了一个行动理由与受该行动理由指引的行动理由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行动理由与不受该行动理由指引的行动理由(后者为排他性理由)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提供一些可能产生二阶理由的情境的实例来说明二阶理由的存在。     

理由、规则与行动——论拉兹的理由理论

拉兹通过引入理由算子,对行动理由的概念和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理由是事实而非信念的观点,并将理由按层次和作用区分为第一顺序理由和第二顺序理由。在分析规则作为第二顺序理由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拉兹更是将法律规则看作一种特殊的第二顺序的排斥性理由,解释了行动中的人们如何进行理由权衡和实践推理,并最终按规则来行动的实践过程。拉兹的理由理论不仅体现了他对传统实证主义分析法学的基本方法和理念的传承,为他在与自然法学的论战中,维护其强实证主义分析立场提供了有力的论战武器,更体现了他在实践哲学背景之下研究法律规则、规范与行为的关系以及实践推理问题的新思路。     

科技理性问题研讨

科技理性问题是目前国内哲学界关注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为了将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对科技理性问题进行了两次深入的研讨①,现将讨论的观点综述如下:一、多维视野中的科技理性概念汪信砚教授认为,科技理性是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理性”(Reason)一词源自于拉丁文Ratio(计算,账目,理由等),它既指人们依据一定规则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也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理由和根据。当然,“理性”时常也指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作为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理性也就是由人们的活动体现出来并实际地支配着人…     

古希腊美学的“理性”层级分析

“理性”是关系到西方古典美学的审美原则的关键词,对理性概念的解读存在多义倾向。论文对古希腊具代表性的美学理论和观点加以梳理,把握理性美的显性特质——客观性、真实性、道德性与和谐性,并进一步探寻这些显性特质下的理性的潜在逻辑。文章试图通过对理性概念的注解,提出古希腊美学中理性特质的层级关系模型,从而使关于古希腊美学乃至西方古典美学的审美活动,在更为完整、多元、立体的“理性”语境下得以实现。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扬弃科技异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及启示

西方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已形成危险的思维定势：把科技等同于工具理性本身,不断放大科技活动的负面效应,甚至否定科技本身。这种“等同”与“否定”,丧失了扬弃科技异化的实践根基。必须用辩证实践的眼光审视科技,把握扬弃科技异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当代中国既要大力发展科技,又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立场,防范科技被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成工具理性。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     

信仰的失落和重建

信仰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为人类提供了追求价值的动力和目标,具有一种精神家园的意义。历史上,信仰与理性由＂对立＂到＂统一＂再到＂分离＂,到现代社会,由于过于强调理性,而忽视了信仰的作用,导致信仰失落,人类失去精神家园。如何重建信仰是当代人急需解决的难题。马克思主义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和最高价值理想,树立了唯物主义的理想信仰,为人类找到了新的精神家园和信仰的栖息地。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现代性的理性特征及其技术理性探源

现代性作为时代属性和特征的总体体现,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蕴涵。在现代经济、文化形式和政治的变迁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它与传统时代性和传统社会的差异性。以哲学理性的视角去审视。相对传统社会及其时代性而言,现代性不仅更加凸显出了其技术理性的僭妄,而且在现代的各种理性形式中都在深层次上受到技术理性的影响,现代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市场化、标准化;现代文化理性的消费、娱乐、时尚化;现代政治理性的民主、自由秩序化等,都内在着深刻的技术理性根源。     

论学校教育中的“公共交往”

教育生成人，要在“交往”中进行。“交往理性”是一种包含“公共交往”和“个体交往”的双重交往行为。即，“教育交往”首先从根本上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公共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根本着力点；其次才是由人的主观努力、意志来承担的“个体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扩展形式。     

新闻学是一门“间性”学科

新闻学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学科间性”和“文本间性”方面。学科间性研究是“大间性”问题,主要是学科外延;文本间性是“小间性”研究,强调文本内容、结构、思维的写作借鉴。另外,新闻学的实践理性也特别强调观念转变,比如从“起源学”向“发生学”转变等。     

语言适应论的认识论意义

语言适应论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语用学的研究思想。它的认识论意义在于：语言适应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满意决策”理论的“有限理性”思想与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的“适应性”思想。它充分考虑到语言使用过程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偶然性与必然性、适应性与复杂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超越了传统语用学思想与经典完美理性观,而且建构了语用学新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