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以薛村为个案。认为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特别是老年空巢家庭或者单身老人家庭的核心化带来了家庭养老的困境,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是代际关系变迁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原有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变迁成为家庭结构与老年赡养变化的主要原因。短时间的理性的代际平衡并不是建立在代际双方共有认同基础之上的．老年人仍然以长时间的道德与感情的互惠模式考虑与子辈之间的关系。但是子辈却愈发用现代的理性方式考量代际关系。赡莽老人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生我养我的父子之恩情。而是一种与市场交换形式相类似的有来有往的给予方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内涵和原则产生的变化使得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下降．在此之中国家成为老年人所期盼的救济对象,但国家的有限资源无法对老年人实施全面的救济。改善老年人生活仍然应以原来的家庭养老模式为基础。并且对之加以外部制度建设和内部社会化机制的完善。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特征、趋势与展望

家庭变迁是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结合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策略3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变迁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多维度分析。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家庭代际结构转向以一代户为主，家庭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且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关系趋向平等化和民主化，家庭生产功能日益扩大化，家庭赡养功能在城乡之间呈现不同特点，一些家庭问题开始凸显；在城乡中国和全球化背景下，家庭策略选择表现为当代中国家庭在应对复杂多元社会变迁时的主动调整与适应。未来中国家庭类型在日渐多元化的同时，将依旧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     

代际支持的家庭主义基础:独生子女改变了什么?——基于内蒙古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主义是反馈式代际关系的文化规范基础,强制性约束因素和自主性弹性支持因素构成了家庭主义的两个主要维度.本文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对家庭主义各要素的影响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家庭主义有利于提高亲代家庭获取照料资源的机会,但是作用方式在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家庭主义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正在从以约束性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弹性支持为主的模式,逐渐演变为一种非规范性的、非刚性的、以子代和亲代资源、需求状况为基础的互动模式.家庭人口结构和外部社会经济条件所导致的资源结构上的变化为家庭主义的变迁提供了可能条件.     

农村家庭代际间的财富转移研究——以河北农村为例的实证研究

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下的中国家庭,遵循着“反馈”传承模式,奉行诸子均分财产的制度。随着子女(主要是儿子)成家立业,父母会逐渐把家庭的财产以及家庭事务决策权转交给下一代,而老年的父母会由儿子们共同赡养。在此过程中,两代人的家庭地位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本文利用2005年“河北省农村地区婚姻家庭变迁社会调查”数据,选取结婚和分家两个事件,详细论述财富在父代和子代间转移的方式、时间、数量等,帮助我们揭开家庭财产转移的“黑箱,”理解亲子两代强弱地位的互换过程。     

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

发掘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庭结构变迁模式是理解中国家庭变动特征的关键,也是许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9期的中国营养追踪调查(1989-2011)数据,利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模型观察我国三代直系家庭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年龄维度上婴幼儿以及老年阶段仍然拥有较高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这体现了直系家庭在抚幼和养老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时期维度上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并没有展示出显著的变化趋势。相较于时期,嵌入社会变迁中的队列趋势是三代直系家庭结构变迁更为重要的驱动力。队列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在整体上呈现出U型趋势,较老的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逐渐下降,而幼儿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该趋势代表了老龄群体的"去直系化"与幼儿群体的"直系化"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在私人领域,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些现代化因素仍然在促成家庭的小型化;在公共领域由于家庭职能(抚幼和养老)在向社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波折与分化,个体家庭会调整结构形态以应对不同阶段社会资源与风险的变化,从而塑造出了我国三代直系家庭结构的变迁模式。这不仅仅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与融合,更是代表了一种家庭的实用主义倾向。     

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代际关系的类型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作为老人晚年生活质量重要评价指标的家庭代际关系正发生着变化;同时,受传统家庭孝文化的影响,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式可能与西方家庭文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模式有所区别。基于此,本研究借用代际团结理论的六大维度,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2年试调查数据和探索性的潜变量模型,分析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代际关系类型。通过比较几大类别模型的拟合指标,本研究发现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类型主要分为紧密型、奉养有间型、疏远型三类。其中,接近1/3的代际关系为紧密型,超过一半的样本属于奉养有间型,1/10为疏远型。与以往研究对比发现,紧密型和疏远型分别为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主要模式和稀有模式。但与传统孝文化下的同住奉养代际关系模式相比,奉养有间型的出现表明我国的家庭代际关系模式正在发生着变化,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代际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成年子女既要遵循孝敬老人的传统文化,又想保持隐私、独立和个性发展,因而与老人分开居住。相关部门应根据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式制定促进紧密型与减少疏远型的公共政策,采取措施弥补奉养有间型模式下家庭照料的不足。     

重构家庭功能保障体系

中国传统家庭担负着包括经济、抚养、赡养、教育、感情等各种功能,是一个功能的复合体。传统家庭中较多的家庭成员,以及父慈子孝、长尊幼卑等家庭伦理观念,维系家庭功能的充分发挥,对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与家庭幸福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人口老化、结构多样化和家庭人口居住分散化,特别是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淡化,家庭功能逐步弱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老化,家庭养老能力下降。     

农村多子女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新性别差异研究

现实的农村社会,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性别差异正在经历变革：在父系家族体系下原本只提供辅助性养老支持的女儿,如今越来越多地在分担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承担了赡养义务的女儿却并没因此就享有了与儿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态度也依然延续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本文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个案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养老遭遇困境时父母的能动选择、“传宗接代”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女儿养老的可行性等方面阐释了该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代际关系、价值观和家庭养老－－关于家庭养老的文化解释

本文从宏观的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了家庭养老的变化问题,作者指出:代际关系、价值观和家庭养老内在一致。随着代际关系、价值观的变迁,家庭养老的内涵、形式、特点及功能都发生了变化。文章指出在做家庭养老的研究时应该将家庭养老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与传统的家庭养老不同的概念而不是相反。     

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文章应用中国1982、1990和2000年的普查微观抽样数据分析了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2000年三代家庭户的比例比1982和1990年有所增加,两代核心家庭户的比例比1990年下降了17％。但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家庭正在向传统回归,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生育率下降的滞后效应造成的。尽管大部分的老年父母仍旧与一个已婚子女同住(这一比例也在下降),但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之后的年轻人的兄弟姐妹数大大减少,因此当他们结婚成家时,离开父母成立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几率也相应减少。实际上,中国家庭正在向现代型转换。     

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

家庭代际功能关系是由义务和责任履行、权利享有、需求交换和情感沟通所组成的体系.社会转型之下,亲代对子代的教育义务增大,子代赡养亲代义务减轻;高龄和生活不能自理父母对子女尚有照料依赖.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长大,女儿在代际功能关系中的作用提高,甚至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直系成员存世代数增加,4代存世家庭大幅度上升,可能加大子代的照料负担.整体看子代“回馈”亲代的功能下降,直接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子代代际功能关系履行降低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替代、客观条件制约的作用,也有主观意识弱化的因素,还有约束性制度环境欠缺的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代际功能关系的建立.     

流动人口家庭迁居的经济决策

文章在家庭"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家庭迁居的经济决策模型,对家庭的迁居决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家庭通过对迁居的货币价值进行精确衡量,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的家庭结构类型的条件下,形成不同的迁居行为。在家庭实际迁居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家庭的抚养、赡养等功能,家庭的迁居策略可能并非最优化的经济决策。流动家庭会将部分社会成本进行内部消化,以减少流动行为对传统家庭功能的削弱。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以上海、浙江、福建的调查为例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本文从社会转型出发构建的研究框架将影响因素归纳为思想观念和生命历程,思想观念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互相制衡,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代际居住模式。本文利用"家庭动态调查"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思想观念转变对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安排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核心家庭比例下降;直系家庭、单人家庭、空巢家庭比例提升。从代际居住模式来看,传统性使得父母依然倾向于跟儿子居住,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变远;现代性(都市化生活和受更高教育)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远离;父代和子代的需求使得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居住距离缩小。总体来说,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的变迁使得家庭功能减少,家庭养老正因此面临着危机。     

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代际双向报告的K均值聚类分析

在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研究中,数据往往来自家庭中父母或子女一方的报告,然而仅凭借“一面之词”对代际关系进行测量真的准确吗?这一问题的背后透视出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双向报告视角的缺失。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及多层Logistic回归方法,探究当前中国老年人家庭中代际关系的双向报告状况、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老年父母的代际关系报告平均得分要略低于成年子女的报告平均得分,但两者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代际利益假说未获支持。其次,基于双向报告的聚类结果,可将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具体划分为结构维度上的“亲子一致型”、“亲近子疏型”、“亲疏子近型”模式与水平维度上的“亲子和睦型”、“亲子有隙型”、“亲子疏离型”模式。最后,从代际关系模式的影响因素来看,代际结构、老年父母特征及成年子女特征均会在结构维度与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而家庭特征仅在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简言之,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父母年龄越小、子女年龄越大,越可能形成评价一致的代际关系;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两代人的性别一致、父母年龄越小、父母获得子女支持以及在城镇家庭中,越可...     

父母与公婆之间的权衡:农村女性家庭权力与养老资源的分配

本文尝试探讨身具"儿媳—女儿"双重身份的农村已婚女性在家庭养老资源分配过程中,如何在公婆与父母之间进行权衡.通过对山东省莒南县868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公婆与父母所获得的养老支持存在显著性差异,女性更倾向于将家庭养老资源给予自己父母而非公婆.家庭资源的多寡对女性承担公婆与父母的赡养义务均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且家庭...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

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为重要关系之一。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十分注重家庭亲子关系、即上下代之间的关系,养儿防老,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尊老爱幼。社会学家把这代际关系称为双向反馈模式,作为传统美德而在中国社会,家庭中世代相传。社会主义建设更是把文明的家庭代际关系放在首位。在人口老龄过程中,随着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代际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同时,家庭外部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由此而来的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的变化,综合起来促使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模式受到了严…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从人口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数量逐年递增,其家庭养老问题倍受关注.本文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年龄、人口和支持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以往的许多相关研究过分地夸大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供养的严重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是可以胜任老年人照顾的;独生子女家庭是被简化到极至的高风险家庭结构,要对"空巢"家庭给予特别关注;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赡养应该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代际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

基于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文章通过Logistic多元估计模型与倾向值匹配等量化方法,以代际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分析为切入点,回应了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关系的经典命题.结果表明:父代经济收入与子代数量,影响着子代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在三代的代际交换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产生显著性影响,并且存在着稳健性的正向效应.在三代的代际合作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家庭效用产生了正向显著性影响.文章指出了代际合作与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之间的正向关系,生育偏好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的重要参数,并说明了代际交换的不平衡以及子代家庭效用增长等问题.     

基于多重计量偏误的农村代际收入流动分位回归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在综合考虑暂时性收入偏误、生命周期偏误、同住选择和工作选择偏误后运用分位回归对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在收入分布的两端,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导致农村家庭呈现出较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在中位数附近则呈现出较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并非只有抚养-赡养一种关系形式.抚养行为发生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赡养行为存在于壮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交换关系.但抚养-赡养关系不能用交换关系去解释,因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完整的代际关系既有抚养-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代际关系的层次和类型也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