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与梵蒂冈:谨慎外交关系回顾

长期的艰难关系 瑞士联邦和梵蒂冈之间的外交关系有着非常古老的渊源.继法国之后,罗马教廷是第二个在联邦领土上建立永久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自1586年以来,教廷使节在卢塞恩的存在对16和17世纪天主教在瑞士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所谓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中,冲突被不断激化,教宗无误论教义(1870年)和许...     

前梵二时代罗马教廷的外交传统

梵蒂冈作为当今世界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实力相对有限,为何在全球事务中依旧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首先是由它作为一个国家和天主教中心的复合体地位决定的。1962至1965年间召开的"梵二"会议结束之后,罗马教廷实现了"跟上时代"的历史性转型,也借此维持了国际影响力。历史地看,罗马教廷在"梵二"之前悠久的外交传统,亦是理解梵蒂冈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从8世纪中叶教皇国形成以至1870年,教皇们和罗马教廷在面对其他政治强权时,依赖外交纵横捭阖以求生存和发展。经数世纪之久,形成了丰富的外交传统。在庇护十二(1846—1878年在位)于1870年成为"梵蒂冈之囚"后,教廷虽然失去庞大领地,世俗权力受到极大约束的教皇们仍旧活跃于外交领域。后世教皇们建立的外交网络和国际影响,成为1929年教廷与意大利政府谈判解决"罗马问题"时的重要筹码之一。1929年拉特兰条约签订后以至"梵二"会议召开前,罗马教廷虽然外交力量有限,但仍持续参与国际事务,且采用了现代化的外交方式,在国际外交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游欧洲十国散记

2010年4月24日到5月7日,我随旅游团游览了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列支敦士登、梵蒂冈、奥地利、瑞士十国,所见所闻,令人耳目一新。     

袖珍国——梵蒂冈

世界上最小的袖珍国———梵蒂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高地上，被称为国中之国。实际它就是一个梵蒂冈城，城墙就是国界，面积０．４４平方公里，人口１５００左右，信奉天主教。这个国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不动产出租、银行利息和教徒的捐款资助，没有任何工业、农业。教皇是国家的最高首脑，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于一身。政府设国务卿，由教皇任命。在世界各地设有学校和医院。在梵蒂冈城有圣彼得广场、梵蒂冈博物馆和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广场非常大，可容纳５０万人，是罗马教廷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地方。广场呈椭圆形，地面用黑色…     

前波兰剧变中的境外宗教渗透因素剖析

境外宗教渗透是导致前波兰剧变众多因素中的重要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和罗马教廷梵蒂冈结盟对前波兰进行长期的宗教渗透,美梵同盟宗教渗透的首选定位于前波兰主要基于其信仰考量、民族考量、政治考量和工运考量,美梵同盟最终对前波兰宗教渗透成功得益于波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频繁失误,前波兰政治反对派团结工会政治活动宗教化和前波兰教会宗教活动政治化。认真吸取前波兰率先被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深刻教训,对于我国党和政府以世界眼光、长远思维在新形势下处理宗教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生财有道的小国家

梵蒂冈、摩纳哥、瑙鲁、图瓦卢和圣马力诺是世界上最小的5个国家,其领土面积加起来还不足100平方千米。不过,这些小国家经济却非常繁荣。梵蒂冈:境外投资打造金融帝国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面积为     

帝国主义时代的罗马教廷

帝国主义时代的罗马教廷王宇博１８７０年，意大利完成统一。意大利政府根据罗马居民１０．３万比１．５万投票表决结果，将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随即迁都该城．罗马教廷占据的罗马及其他地方被收回。在国际政坛上呼风唤雨一千多年的教皇国寿终正寝，被剥夺了世俗权利的教...     

走进袖珍之国——梵蒂冈

梵蒂冈在拉丁语中意为"先知之地",梵蒂冈全称梵蒂冈城国,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境内,是一个典型的城中之国。其面积仅相当于北京故宫五分之三大,是世界上最小的袖珍国。人口只有1380人,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有人形象地描述这个国家的大小:如果你在梵蒂冈国内放风筝,一不小心线断了,风筝就会飞出国境去。你可不要小看梵蒂冈国度小,这里可是天主教总部,是8亿天主教徒的精神中心。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教皇国家,其元首即教皇,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教皇自称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神权,任期终身。梵蒂冈国旗由黄色和银白色两个垂直长方形构成,传说黄和银白两色是耶稣12门徒之一圣彼得的两把钥匙颜色。最近笔者慕名走进梵蒂冈,发现境内没有田野,没有工农业生产,也没有军队,自来水、电力、食品、燃料、煤气等都是由意大利供给。这里有用于国民生活所有的     

圣餐隐喻与见证修辞:十六七世纪英国复仇剧中的宗教论争

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十六七世纪的英国复仇剧过度渲染新教或罗马教廷的仇杀,在参与宗教论争时极力宣扬英国政府的新教主张。复仇剧斥责罗马教廷的腐败与虚伪,批评天主教的弥撒圣餐和偶像崇拜,演练新教的圣餐隐喻和见证修辞,让观众借助符号意象再现真理和通过移情产生强大的信仰理想。剧作家们以此种方式服务于王国政治,让国民与新教发生国家认同,帮助英王建立新教共同体。     

论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

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外在因素主要有天主教传教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身弱点影响和当时罗马教廷对耶稣会的解散削弱了在华传教势力；其内在动力因素有罗马教廷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冲突和天主教与正统儒、佛、道思想的相悖，以及东西化意识的差异。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制衡葡萄牙保教权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赶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彼得·伯驾与美国早期对华外交

美国早期对华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始于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为1844年来华的顾盛使团以及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但最早鼓动美国政府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在条约谈判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却是美国的传教士医生伯驾。尽管伯驾鼓动美国政府建立对华外交关系的动机是为了在华传布基督教的便利，而且伯驾在对华外交上曾极力推行过武力威胁的侵略政策，但他为开拓美国对华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美关系发展所不可忽视的。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

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其政策设想一贯秉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并与政府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为背景,考察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刚恒毅与1924年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1922年,罗马教会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落实教廷《夫至大》通谕,并于1924年召开第一届教务会议。此次会议的重点是培植本地籍神职人员,并将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脱钩,建立一个正常的和本地化的教会。     

罗马天主教会与中国礼仪之争

历时三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破坏了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好局面．本文依据旧金山大学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礼仪之争国际研讨会整理的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文件一百篇，探讨发生这场大争论的深层原因：罗马教廷以“文化至尊”自居来禁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维系纽带，必然会发生激烈的文化碰撞，这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惨痛教训，不同质的多元文化间的对话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至尊”的观念是万万不可取的。     

中世纪后期教皇的敛财活动及其后果

中世纪后期全欧洲最大的金融势力首推教廷，其惊人的富有与教皇的敛财活动有密切关系。各种税收收入、教皇法庭的收入、精神特权的收入以及教皇投资银行等其它行业的收入，构成了教廷财富的重要来源。教皇的敛财活动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一是它直接促进了阿维尼翁地区的工商业活动和繁荣；二是其巨额资金成为新兴资本主义的“蓄水池”；三是教皇的财富助长了奢侈腐化之风，促使宗教改革的出现；四是世俗君主不再容忍教廷拥有获取财富的特权，他们在摆脱教皇控制的激烈斗争中，逐渐占居上风，最终使王权凌驾于教权之上。     

文化碰撞中的传教士

１６世纪中期到１８世纪中期,中西文化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交流。在这次交流中,传教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他们不但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古老的文明传播到西方,对促进中西方了解沟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越洋而来的传教士 世界新航线开辟以后,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基督教,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罗马教廷开始向中国派出传教士。来华的传教士虽然国籍各异,有葡萄牙、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波兰、瑞士等国,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一致而明确的,那就是“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     

一名外交官的人生变化

变化一:专业变副业回忆起当初怎么会读印尼语专业,古胜前称是阴差阳错.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是1990年8月,而古胜前1988年报考广州外国语学院时就选择了印尼语专业.显然,他并不是因为预见到了两年后的历史时刻.他开玩笑说:"那时我觉得我英语不够好,就选择一个小语种." 1992年,他大学毕业.那时两国已经恢复外交关系两年,但交往还不是很多,仅仅局限在旅游方面和一些人员的往来,经贸关系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赴美的外交实践及意义

18 72年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作为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赴美这一历史事实 ,对于中美外交关系 ,以及中国早期的整个对外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派遣教育使团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事务 ,但实际上 ,使团开展的活动涉及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这些活动不但扩大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在中美外交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同时 ,使团对拉丁美洲华工所受迫害的调查 ,还为中国政府 1 875年赢得和西班牙、秘鲁的条约谈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冷战时期梵蒂冈的外交政策

梵蒂冈作为一个特殊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参与了冷战的整个过程。冷战之初,庇护十二世由于坚定的反共态度选择了倾向于西方的立场,外交上也略显僵硬。六七十年代在东西方缓和的大背景下,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开始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东欧国家展开对话和沟通,致力于追求超越东西方阵营的独立而灵活的外交政策。1978年,波兰克拉科夫主教沃伊蒂瓦当选教皇,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以及冷战的和平结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梵蒂冈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往往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双重诉求,其外交政策体现了宗教性与世俗性的融合,并受到教宗个人意识形态、性格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