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家道德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法家的道德思想,本文认为:第一,法家是讲道德的。通过公利,法家把法与善、法与道德统一起来,认为法是善的体现和保证,守法就是守德。第二,法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和特征是守法。以守法为基础,法家论述道德内容与道德层次,以守法为核心把法家道德思想与儒家道德思想区别开来。第三,法家道德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道德建设都要求建立守法道德,而以守法道德为中心的法家道德思想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必要。     

道德理性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

传统哲学通过理性形而上学来说明道德知识的生成,在个体本位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个体的自由、理性和道德之间的相关性,建立主导西方历史和文化的道德合理性模式。由于其个体本位主义和形式理性主义的实质,使得它在突出道德的个体性意义时,又导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不统一,陷入生活屈从逻辑的困难。在马克思哲学开辟的实践哲学的方向上,“生活世界”视野的道德知识观得以形成,它使个体及其理性在生活中构成自身,道德知识由此获得了新的规定,道德的本真面目敞开了自身。     

现代新儒家与柏格森生命哲学

本文揭示了生命哲学与现代新儒家的内在关联。在柏格森关于“生命”、“直觉”、“创造进化”的观念引导下,现代新儒家建立生命本体论、重新诠释儒家思想、致力于人生意义的追求和道德自我的塑造。他们试图以柏格森生命哲学为理论依据,复活儒学新生命。现代新儒家以“内圣”驭“外王”的思想格局,虽有逆潮流、背时代的一面,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其所起的补偏救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孔子、柏拉图文艺思想比较研究三题

由于理论视角、文化态度、价值取向、哲学体系不同，因而孔子、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既相容又相斥。他们都十分重视文艺的人文教化功能，不过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防范；他们都热忱投身于文艺批评，不过一个宽容，一个专横；一个表现了道德批评与美学批评的统一，一个则仅仅着眼于道德、社会批评。分歧的直接原因，在于人格理想的不同；根本原因则在于哲学体系的不同：一个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人学哲学，一个是以“理念”为核心的神学哲学     

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工具理性视域中的发展反思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思作为哲学的功能,在发展问题成为当今哲学主题的背景下,哲学主题历史维度下的发展问题就成为哲学反思功能的反思对象。从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跃迁,就是一次哲学主题历史维度下的发展反思。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哲学的价值

如何理解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首先必须全面揭示哲学本身的应有价值。从理性上分析，哲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哲学专以“探索最根本的问题为能事”，追求的是“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反映的是人们从总体上思考宇宙、人生、解决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以便更自由地生存、发展这一最大要求和最美好的愿望，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大睿大智；二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概括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体现了它们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三是哲学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本性。哲学总是从暂存性和否定性的方面去把握和理解现实世界的存在，总是从前进性和发展性的角度去干预或推动世界的变革，它不固守传统，也不屈从权威，而是以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进行永不停止地追求、探索。因此，真正的哲学是创造哲学，是智慧之光，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的价值是不朽的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目的论的康德历史哲学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完全从哲学上考察历史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它将目的论原则引入历史领域,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其对象,由此形成了一部向着善而不断进步的“道德史”,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但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依归的,它无关乎人类历史现象本身,而仅仅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因而是超历史的,是一种在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类比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评康德对基督教的人本主义阐释

康德对基督教的人本主义阐释，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既通过对《圣经》的“非神话化”批判基督教外在的非理性形式，从理性立场发掘基督教所包含的理性原则和道德意义；又正视人的有限性，把基督教的历史形态看作是理性原则和道德意义的历史载体，将其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起来在人本主义的柜架内加以说明（而不简单地否定）。康德对基督教的人本主义阐释，表明康德在宗教问题上超越了圣经神学家和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局限，构成了康德哲学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之一。     

“理性”的发展及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

从古希腊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经历了从客观归属到主观归属的转变；近代反启蒙运动则高举反理性主义的旗帜，对理性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后现代主义运动对理性的“攻击”更为猛烈；而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则企图通过揭示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樊篱为理性寻找新的出路。     

“真”是构建新道德规范的基石

道德发展向“善”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而道德求“真”是道德向“善”的基本前提。“真”是道德存在的现实基础,是道德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是通向“美”的必经阶段。道德求“真”是指当代社会的道德发展要符合“真”,即道德要符合当代的社会生活实际,符合人们的思想文化实际,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新道德对现实“真”的需求反映了社会进步对现实“真”的需求,是伦理道德体系本身的科学化和具体化的客观要求,还是新道德规范从民族化转移到国际化视野中的实在要求。构建新道德规范求“真”,必须以“真”为本,至善至美;要与时俱进,不断发掘时代精神,丰富时代新内容,在新道德规范的构建机制上体现“真”。     

当代中国哲学的情感主体理论——以李泽厚、蒙培元为中心

以蒙培元、李泽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学者认为,道德理性主体不仅存在压制情感的现实弊病,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抽象概念,因而存在着脱离现实世界的本体论缺陷。为此,他们提出了各自的情感主体理论予以矫正。其中,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立足“历史人类学本体论”,确立了情理调配的经验性心理情感的本体地位;蒙培元构建的“情感儒学”以弘扬儒家道德价值的实存意义为目的,确立了寓理于情的先验性真情实感的本体地位。然而,这两个思想进路不同的情感主体理论仍然是一种主体哲学的论说,因此,无法有效摆脱主体哲学的普遍困限。尽管如此,蒙培元、李泽厚的情感主体理论蕴含的生存论意味也预示着新的理论可能,这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哲学主体观念重建的一个方向。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核心话语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新儒家主要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框架下继承和发展儒家的核心话语。从内圣之学的角度看,他们着力重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阐扬了儒家心性之学尤其是良知思想的内涵与现代价值,提出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境界论。从外王角度看,现代新儒家一方面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揭示了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化的积极价值,提出了儒家的新外王论,推动了儒学的现代转型。他们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性、仁、良知、内圣、外王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内在超越、良知坎陷等一系列创新性概念和理论,构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现代性特征的现代新儒学话语体系。     

冯契的“智慧说”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因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陷入困境。冯契立足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人在实践活动中对象的实在感来论证物质第一性原理；另一方面，冯契又借用西方哲学中内在性与外在性概念以及中国哲学中“体用不二”的原理论述了人的认识是可以把握对象的，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为自己的智慧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如何走向道德之途?——荀子与柏拉图之间的一种可能对话

对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中国古代儒家荀子来说,人如何走上道德之路无疑是他们哲学和伦理学所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对于柏拉图来说,理性是克服欲望的主导力量,而正义就是理性与欲望和激情保持平衡和谐关系的一种状态。对于荀子来说,义虽然是人内在的理性能力,但这一理性能力必须要得到外在礼仪制度的辅助才能成为克服欲望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荀子的礼义要比柏拉图的正义更具有实践哲学的特质。在理性的形而上本源方面,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理性的根源,而达到善的理念的方式是通过辩证推理等过程而实现的;荀子则认为“道”是理性和礼义的根源,人可以通过“虚壹而静”的过程逐渐达到对于“道”的认知。无论是柏拉图还是荀子,他们都既要为现实世界的德性实践活动寻找伦理价值的规范,也同样要为这种伦理的规范探求最终的形而上依据,并由此而构建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     

东夷西夷之辨与圣人的中国之志 ——《孟子》“符节”章考释

《孟子·离娄下》“符节”章将舜、文王分别视作东夷、西夷之人，认为这两位圣人虽然身处的时空差异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国”则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据、义理两个面相：前者侧重东西五地与“夷”的历史地理考据，后者侧重先后千年与“圣”的儒家义理辨析。考据、义理同为重头之戏，但重中之重又是义理。以“夷”为例，赵岐、朱熹等人将其与“中国”对言，解作“夷服”,表达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观，旨在彰显夷夏之辨；毛奇龄将“夷”解作“一边”而与“中国”对言，表达了方位性的国家地理观，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从内含到消弭，曲折地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扩展为世界大同的路径依赖。以“圣”为例，这一路径依赖鲜明地体现为圣人的中国之志：假如事事处处、始终如一地以舜、文王为符节，所有道德实践主体均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见《孟子》单章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必要性。     

苏格拉底:理性与德性

确认人的主体性,建构基于普遍理性的知识与生活,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主题.他的德性论以知识论为基础,以道德主体之确立为核心,开始于自我的理性反思,而展开于自我之道德实现.无论知识还是实践,都贯穿着理性的逻辑.正是这种强调知识论、伦理学与存在论相统一,洋溢着理性精神和乐观主义的哲学,超越了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深刻改变了希腊哲学的思维轨迹,推动了希腊哲学的人文转向.